当然，还是有虔诚的读者，还是有不是上帝的读者。这些人与我一样，经历了文学渗进骨子里去的那些年月，除了生死与共，以至于再也没有别的选择。但扪心自问，我们已经阅读了几十年的文学，读了成百上千的作品，领略了成百上千的大师的技法，我们还有多少心灵空间能装得下别人? 容得下别的作品？我们应接不暇，疲于奔命，还有多少耐性像我们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那么虔诚、认真、细心地去阅读那些作品？如果我们做不到这点，我们有什么资格和理由抱怨现在的作品如何如何？我们说没有美女，可是我们有没有想想我们已经老眼昏花？我们已经没有青春欲望激情？我们甚至连仔细看看美女的面容的耐心都没有，更不用说品味美女的韵味、气息和心灵了。身无彩凤双飞翼，更无灵犀一点通——这就是这些炉火纯青老谋深算的读者的状态了。现时代的文学写作者还真是不幸，这是一个无人喝彩的时代，这就是一个读者死亡的时代。
历史死了，作者死了，文本死了……所有的这些都还不能做出确定的判断，但读者死了却是路人皆知的事件。现代主义时期的读者多么皮实，甚至有些贱，看看艾略特的那些杂七杂八的诗篇被庞德改得不成样子，就是首屈一指的杰作；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现在读来要多恶心就有多恶心，居然在数年前被法国人评为史上最好的诗作之一；萨特的《恶心》真是恶心到家了，可它在历史上的地位决不是“死无葬身之地”。不用说了，现代主义的那些经典之作，更不用说古典时代了，都有可疑之处，但我们却对它们顶礼膜拜，奉若神明。不是因为别的，因为我们年青热情，因为历史上还有很多空位，因为现代主义刚开启了一个时代，刚抢下一块地盘。现在，没有了。过去的读者参与到文学中，参与到文学史中。有什么样的读者就有什么样的文学，这话真不假。福柯和罗朗?巴特都说作者死了，但他们还不敢说读者死了。读者就是上帝啊。尼采在他那个时代说，上帝死了，那是严重的事件，尼采要重估一切价值，要开启一个酒神狄俄尼索斯的时代，这个时代被哈贝马斯命名为后现代的开启，也就是说，后现代是从尼采开始的。真正继承尼采的是海德格尔、德里达、巴塔耶这几个人。这几个人与其说干了一桩后现代的事业，不如说只是预言和预演了后现代时代的到来。他们倒是局外人和看客，正如德里达一再声称，他不是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者，除非是在行使批判性时找不到其他字眼，他才会使用“后现代”这种说法。罗朗?巴特曾经设想，再也没有可读性文本，都是可写性文本，那就是说，读者就是作者，读者替代了作者。作者死了，被读者替补了。这是什么样的游戏？这是替补的游戏？这就是德里达说的卢梭式的手淫替代的游戏？看来巴特在他的时代也预感到读者也要死去，因为读者填补了作者死去的空缺。只不过巴特把它作为一项革命性的变异，但其本质则是同归于尽。
如此看来，仿佛死亡统治着一切，难怪德里达在90年代初要写一本书，专门论述《死亡的礼物》（The Gift of Death）。枯竭与过剩就是死亡的礼物，读者死了，作者就要活下来，作者就是读者死亡的礼物。承受着这样的礼物的作者要活得滋润逍遥肯定不可能了，“作者”也只有视死如归了。尽管不绝于耳的声音说：去死，去死吧，死去吧！这倒是一项紧迫的任务——面对死亡是一项责任。只有作者与文学同在了。这就使这样的声音无法催促文学去死，那是外面的声音，那些外在的秩序、制度、人心、现场……都没有什么了不起，文学不会在这些事件死去，这些事件也构不成文学去死的现场。
文学要死，文学将死，这都是即将发生的事件，这样的事件总要到来，就像人之将死，就像鲁迅笔下那个富人家满月的孩子……因为只有人知道人之将死。人当然也知道文学终归要有一死。虽然不是在今天，但我们称之为“今天”的时间标记，总是“将死”的一个不可逆的出发点，文学“将死”，这是文学在每一场变革时期都面临的问题，只是今天显得尤其紧迫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