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政治表现需要分析。以“九一八”事变为界，胡适的政治态度有较大变化。在“九一八”之前，胡适作为自由主义者，同处于掌权地位的国民党有激烈的冲突。“九一八”之后，胡适则成了统治集团的成员，成了国民党政府的官方学者。他是不赞成共产主义的，但人们不应忘记，他同样也反对三民主义[30]。他信奉的实证主义，不主张设置什么“终极真理”。而世界上所有的“主义”，都与终极真理相似，因此他反对。他从来就不是国民党员，同共产党也没有深仇大恨。他自己说，他一辈子没有写过批判马克思主义、批判共产主义的文章[31]，而反对国民党的文章则是写过的。他在《新月》上发表的文章《知难行亦难》，是针对孙中山的著名学说“知难行易”的[32]。敢对国民党的“国父”的重要学说提出异议，是需要一点勇气的。胡适等新月派人物，曾一度宣扬“好人政府”，并为此大声疾呼[32]。其中隐含着国民党政府不是好人政府的意思。国民党为之暴跳如雷，并不奇怪。说胡适对国民党是“小骂大帮忙”，似乎比国民党的中统、军统及其他助纣为虐的忠实走狗还要危险，非常牵强。这和说“清官能延长封建统治的寿命，而赃官能促其衰亡，赃官比清官好”，意思相近。解放战争后期，北大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国民党反动派大施镇压，逮捕学生。胡适在此关键时刻，并未出来帮政府的忙。而是张罗着保释学生，还亲自找过李宗仁 [32]。胡适与国民党的关系挺微妙。不能说他没有政治野心，但他又死死抓住学术研究不放。蒋介石一生未脱流氓习气，他实际上是玩胡适于股掌之上，可是胡适对于这一点并不清醒。书生的悲剧正在于此。
② 胡适的功绩。在五四时期，他主张文学改良、提倡白话文、个性解放、妇女解放、反对封建礼教等[23]，影响很大。单拿《文学改良刍议》来说[33]，所提的八个问题: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究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语俗字。不仅当时，对文学发展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就是拿到现在来看，也有很大的现实意义。胡适主张学习西方，他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上都不如人。”“试想想，何以帝国主的侵略压不住日本近60年的发奋自强？何以不平等条约捆不住日本的自由发展？”“我们到今日还迷信不学无术可以统治国家，不肯低头学人家治人富国的组织与方法”[34]。这些话，我们今天听起来，不还是振聋发聩的吗？！他积极倡导学习“西洋近代文明的第一特色是科学。科学的根本精神在于追求真理。”“求知是人类天生的一种精神上的最大要求”。“东方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 ”[35]他用近代西方人，尤其是十九世纪以来西欧学者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国三四千年来的史料和学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把真面目呈现出来 [36]。
③ 问题与主义之争。建国以来，一直被视为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罪证。这是一个冤案。胡适的文章[37]，写作的动因和矛头所向，是安福部首领、亲日派大王揖唐。这样的人，居然也主张“民生主义”，并高唱社会主义，不是很危险吗？胡适指出；“偏向纸上的主义很危险。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情”。“社会主义，有马克思的，也有王揖唐的”。“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研究解决问题就难了。”“不是劝人不研究主义”。“‘主义’的大危险，就是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哪个具体问题的解决了”。李大钊的文章[38]指出，问题与主义不可分。研究主义，寻找根本问题的解决办法，也很重要。表示对胡适的观点，“有的全赞成，有的稍有差异”。胡适的说法，有片面性。李大钊看来是作为同事和学友提出探讨，很客气、很平静。完全是正常的学术讨论，看不出激烈的斗争。胡适的罪状，完全是后人断章取义，恣意炒作的结果。我倒有两点意外的发现:一是，“偏向纸上的主义很危险。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情”。这种情况，建国以来，尤其十年动乱中，难道我们见得还少吗？二是，经历过风风雨雨的中国理论界，目前出现了多元化的可喜趋向。多元化，说白了就是，以研究问题为中心，不恪守某一主义，能解决问题的都汲取。这不是与胡适不谋而合吗？胡适文章在80多年后的这些现实意义，恐怕是胡、李二位先生，做梦也不会想到的吧。
① 鲁迅是被曲解和利用了的。他的一些说法在文革发展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假洋鬼子不准革命”[42]，被用来批判“刘邓反动路线”和煽动造反精神。“四条汉子”[43]和“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被用来打倒思想文化界一大批领导干部。“横眉冷对千夫指”和“打落水狗”[44]，被用来促使残酷迫害干部和知识分子。连他那段关于水浒的评论，也同毛关于水浒的“最新指示”一起，成为打击周恩来等的武器。因为这些，我曾认为，鲁迅的极左思想，也是毛的理论武器。后来才知道这是一种误会。
② 鲁迅的功绩，首先在于他在五四时期高举反封建的大旗，在思想文化界起到很大的启蒙作用。这对于仍然面临着反对封建的思想、文化，真正实现开放、民主、科学的中国人民，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接着，是他所体现的人本位思想。在一个最不把人当人的极权国家里，他把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发挥到了极致[49]。他因不愿做奴隶而反抗，敢于攻击社会、独战多数。不料革命以后，受了奴隶的骗，变成“革命者”的奴隶。“左联”成立前，他与“创造社” 、“太阳社”的共产党人，发生过历时两年的“革命文学”之争。“左联”成立后，彼此已成“同志”，他又不宣而战，对当年的“革命文学”论者进行再批判。在 “左联”时期，他与党团书记周扬的关系一直很紧张。“两个口号”的论争，从组织结构的角度，也可以看作是“左联”内部的一场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集体对个人的斗争。鲁迅加入“左联”，并不包含太多的政治色彩。他是不可能加入那种有着森严纪律的党派组织的。他始终要成为“个人”，而不是什么“驯服工具”，不是那种生锈的或不生锈的“螺丝钉”。假如鲁迅活到70年代，经过历次的政治运动和文革，其命运如何？我倒希望有胆识的作家，用浪漫主义手法创作一部小说: 《鲁迅在文革中》。
③ 应当把鲁迅请下祭坛，还他一个人间的文学家的本来面目。他所留下的思想、文化遗产，应当认真开掘与发扬。任何人都不可能没有缺点。对于他的某些偏激的观点，如否定中医[50]等。就不必求全责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