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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北京话语音中的满语因素 [打印本页]

作者: admin 时间: 15-9-2009 23:47 标题: 北京话语音中的满语因素

摘金启孮先生的著作《京旗的满族》部分文

我的记忆中，约当民国10年左右，北京内城语言和外城犹有不同：内城语言包含有多数满、蒙语语汇在内，用汉语语法一串连起来，不注意无法听出来。内城除满、蒙语外，北新桥迤北一带，因地近雍和宫，不但蒙古人多，西藏人也时有出现。专售蒙、藏产品的铺户也多。雍和宫内还常有蒙、藏集市，如佛像集市，我就曾亲自去看过，因此内城语言不但含有满蒙语亦多有满蒙语音，甚至还问有卷舌音。在特定的语音环境巾，小儿特别敏感。家人相传我幼时(二三岁时)曾发明了一种语言，如：
　　
　　称“花”为“妞妹”
　　称“马”为“达丘”
　　称“车”为“哇哇”
　　称“马车”为“达丘哇哇”
　　
　　如有人招恼了我，我便骂他为：“巴吉贝!”……
　　
　　很多很多，我只记下了以上几个，大半都是家人和亲戚形容我幼年情状学说时，我记下来的。他们甚至觉得我长大了必能成为中国的语言学家。我今已年逾古稀，不但没有成为语言学家，连我自己幼年爱说的那些语言，也忘得一干二净了。
　　
　　 20世纪20年代初期，北京内城的日常语言中仍保留了大量的满语语词，在“称呼”上不但在家内仍称：
　　
　　曾祖父为太玛父
　　祖父为玛父
　　曾祖母为太妈妈
　　父亲为阿玛
　　母亲为额娘
　　
　　甚至在社会上也称：工人为把式，至有李二把式、张三把式，等等之称。答应长辈呼唤，必须应：“嗻！”没有人以为怪，没有人以为可笑。当时出外的人很少，京旗很少听到外地方言语音。有这样一件实事，一家京旗人到南方做外任官回来，回京安顿之后招待亲友聚会。因为来看望他们的人很多，以至于酒杯不够用了。主人的长女便对次女用南方方言说：“我使大碗吧，你使茶盅。”只这两句话，把全桌的人笑得前仰后合，以至于出席去笑，吃不成饭了。原来，他们按京音去听解方言。听成了：“我是大王八，你是杂中”从此可以看出当时方言语音相差得多么悬珠。
　　
　　不但当时北京人听南方方言容易误解，南方人听北京方言也感到不习惯。一位长期住在南方的满族朋友，他回北京后对我说：“我现在听北京话，觉得肉麻！”一位南方朋友也对我说过：“北京话什么都加‘儿’，这个也‘儿’，那个也‘儿’。”我对他说：“你没弄清楚，凡小的东西后面才加‘儿’。比如：大马、小马儿；大车、小车儿；大人、小孩儿。”
　　
　　我并非为北京话辩护，“儿”的用法是有规律的。他说：那么我举几个例：如红枣儿、黑枣儿、杏仁儿、核桃仁儿。并无大小，为什么都带‘儿’?”我答：“因这些东西都是小的东西，所以都带‘儿’。”而且‘杏仁儿’应做‘杏仁一儿’，‘核桃仁’应做‘核桃仁一儿’才对。”他始终不能理解。北方如河北、山东等地的人，对此便很习惯。
　　
　　南北方言如此不同，究竟谁代表了传统的汉话?这我们不能不回顾到历史事实。远的不说，汉族语言文化中心本在黄河流域，东晋的南渡和南宋的偏安，两度将文化中心迁往南方。头一次东晋继而宋、齐、梁、陈五朝北方完全在鲜卑族北魏，以后是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的统治之下。北魏孝文帝曾禁止胡服胡语，可见胡语即鲜卑语在华北必甚普遍。北齐又因鲜卑人反对情绪，反其道而行之，甚至大加提倡。则今山东、河南以北几乎都成了鲜卑语通行的地区。第二次南宋南迁，淮河以北成了金朝女真人的统治区域。据宋人记载当时河南地区，竞到了“庐人尽能女真语”的地步。说白了就是“连饭铺伙计都能说女真话”。
　　
鲜卑语词在《二十四史》中大量地保存着，仔细对比，和今天蒙古语几乎一模一样。女真语是满洲语的古语，对比女真语词与满洲语词竞“十同六七”。

鲜卑语既同于蒙古语，女真语又同于满洲语，而满蒙语言不管从语词、语法或语调方面又非常近似。那么，这两种阿尔泰语系的语言在华北前后竟统治有千年之久。尽管隋唐统一于前、元朝统一于后，隋唐和元都是带有极浓重北方民族色彩的王朝，不但没能完全恢复汉官威仪，所说的汉话也早成了胡人的腔调，与南方截然不同。南方语言中至今保存着的“来哉!来哉！”等极近似古汉语的语言，在北方就没有。北方自《元曲》以来记录的极近似今天白话的语言，南方也没有。总体来说南方语言近似文言，北方语言近似白话。任何文字记录语言都是记录当时说话的实况。因此文言所记当是中国古时的语言。南方语言既近似文言，可见南方语言代表的是传统的汉话。北方语言则是新加入的北语(叫“胡语”也没关系)，北人说汉语也是“汉语胡音”，这是早有人说过的。因此北京的语音足“胡音”无疑，决非原来的汉音。北京语音调既是“胡音”，语言也是汉胡语言的“大杂烩”、“大融合”。例如下面这一句话：
　　
“我带着哇单客了一趟车站旁边的那条胡同，想买点东西”。
　　
　　这句话是北京年老的老太太还说的活语言，其中“哇单”(wadnn)乃满语“包袱皮”(兜东西用的)，“客”是满语“去”(gene)的筛称，“站”是蒙古语的“站赤”(jam)，“胡同”即蒙古语的“浩特”或“河屯”(hoton)。短短的—句话，包含了汉、满、蒙三种语词，语法是汉语法。诏·音和语调却是满蒙的胡音。谁曾料想到一句北京话会这样的复杂，它本身既是民族融合的产物，又是象征着民族大团结。当然，现在有些少数民族语词在汉语中表面上看不出来了。例如：我在内蒙去过一个村子参观“水土保持”，这个村子名叫“东擀杖”。甚为不解。后来，蒙古族同志告诉我原来叫“东甘珠尔”(“甘珠尔”系藏语)，竟讹成了“东擀杖”。“擀杖”者“擀而杖”也。“擀面杖”家家有之，易懂。“甘珠尔”难懂，老百姓且不知其含意，所以按具音近，讹成“擀杖”了。这种情形在语词中不知凡儿?多数已难复原，竞被人认为是汉语词了。其实不是。
　　
　　现在拉回来，还说北京的语音语调。我并非专门研究语言的，更非语言学家；但我在调查中极爱注意一些细微末节，只有从这些不为人注意之处，才能有突破性的收获。官书多近于宣传，私人著作又难免局限和偏见，只有自己亲身所经，亲手所获，至为宝贵。我曾去黑龙江省的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市一带调查过。也去过吉林省长春、吉林等地参观和开会。我惊奇地发现黑龙江、吉林等地城乡语音竟和北京儿乎完全相同，比京郊外县的语音还接近，简直可以说是一模一样。辽宁反不行，辽东半岛一带更有差距。我曾日夜思索共原因，后来忽有所悟。大约吉、黑二省乃满族故乡的后方，且地处僻远，和外界接触较少。北京乃满族聚居城市，内城且曾为满族所建清王朝帅部的大本营，不容外地人迁入，即商贾亦多居外城。此种情况保持至二三十年代不变，山于保持原来语音较为纯粹，故与故乡语调没大变化。辽宁南部因山东、河北人大量移入，辽东半岛更当移人之冲，故音多杂变，非复旧观。只有辽北、辽东、辽西与吉、黑相同。
　　
　　所以，清代以京音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官话，为“胡音”无疑。官话通行的范围，即“汉语胡音”扩展的范围。据语言学家的意见，汉语官话方言可分为华北官话、西北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宫话。而北京官话即为华北官话的根据和基础，它的范围包括今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河北、河南和安徽北部的一角。我上述自己实践所得，正和专家所分华北官话区域特点一致。若是从宏观来看，上述四种汉话中的官话方言，那就除去东南闽、浙、赣、湘、粤少数省份和青、藏外，都属于官话方言区。其面积之大更可以想像。
　　
　　说到这里我再举一例：我在内蒙执教20多年，所教蒙古族学生本来不会汉话的，学会汉话之后，一讲即是正确的北京音。此事令我十分奇怪。南方学生就不行，总带乡音。外国学生更不行，四声就弄不好。此决非蒙古学生聪颖过于南方学生和留学生，必有一定的道理。现有的惟一解释就是蒙古语音与北京语音相近。

　　这反过来证明，北京话的语音不是汉族(保留在江南的)传统的语音，而是满蒙语音占主导地位的“胡音”。
　　
　　我们研究民族史和民族语言、民族风俗，直率地说存在着人云亦云的一种框框和偏见。总是说汉族是进步的，少数民族是落后的，融合规律只能是少数民族融合于汉族，汉族决不能融合于少数民族。其实不尽然。我在《北京郊区的满族》中“农村的样相(二)”里，曾说明通过调查发现河北北部农村中保存大量的满蒙风俗习惯，这些风俗习惯都可以在官私著作中核实。说是河北北部，因我只到过北部，没有往南走过。从方言的划定来看，恐怕河北南部、河南等地也有大量女真遗俗保存。不过没人愿意注意这些问题。
　　
　　在这里我大胆地提出如下的想法：就是《中国通史》上所说的满蒙等少数民族不断地同化于汉族，而在实际调查中我惊讶地发现在某些领域里，适得其反，是汉族同化于少数民族了。语音语调就是明显的一例。
　　
　　满蒙民族常以他们自己的语言，都是通俗易懂的“大白话”而自馁。《元史·泰定帝纪》中的白话诏书，饱读汉籍的蒙古族史学者看着也觉得不是味儿。三家子满族聚居屯，因为满语都是“大白话”，他们甚至创造了一个故事：
　　
　　汉文书和满丈书都是唐僧取经从西天取回来的。过通天河时满文书有一半掉在河里，汉文书没掉。所以满文字理浅，汉文字理深。
　　
　　这些想法、看法，都是在受汉族文化直接、间接的薰陶下产生的。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满蒙语对我国过去的“官话”和今天的普通话所起的重要作用。人家不宣传不说，自己也不宣传不说，所以对祖国不少卓越的贡献，真如掉在通天河里一般，永远不为世人所见，也永远不为世人所知。
　　
　　北京的语音和语调，直到二三十年代仍然带着满语语音、语调的残存影响，当时虽然还没有录音机，没法录下来，但和风俗、习惯、民间传说一样，依然有法核对。核对的方法就是到内蒙和东北去听取当地的语音、语调进行比较，便能很快地得出结论。
　　
　　京旗即指北京内城，当然更是这样。
　　
　　附带介绍一下京郊以外的地区作为旁证。过去，北京有一句俗语“京涿州，怯良乡”。即涿州离京虽远，说话语调类似北京，良乡县离京虽近，但语调是“怯”的。 (与京音不相同)。我想这必是当年良乡地区为另一民族聚落的缘故，年深日久，语言虽同，而语音语调仍不一致。正如我在《北京郊区的满族》中所介绍的京西大觉寺附近的北安河村一般。北安河村已证明直到清末语言仍有近似契丹语之处。又颐和园一带，元朝本为畏吾村，也是自成一聚落。京郊附近这类的聚落一定很多。他们分别用自己的语音语调说汉话，因此话虽相同，音便各异了。
　　这又是北京话“汉语胡音”的又一旁证。
　　
　　以上就是我要介绍的京旗满族的语音和语调。因为篇幅所限，就不在本文中多举例句了，只扼要说明其原因和实况。
　　
　　从京旗的语音和语调的研究过程中，深感即地方史或城市史中也蕴藏着无限丰富的资料，可调查研究之处甚多。若能一个地方、一个城市地逐个突破，不但对编写大型《中国文化史》可打下基础，甚至对现实民族工作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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