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希哲的经历自然而然地引出了这一读书运动的两个极为重要的课题——书和人对书的渴望。就书的轨迹而言，这一代人一开始读的是马列的书，即他们企图在马列著作中寻找毛泽东思想所无法解决的答案。可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政治信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对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和学术流派的马克思主义来说，不管其正确与否，毛泽东与他的同僚们在文革中宣扬的东西都是一种它的简单化与庸俗化的变异。然而，他们都偏偏要自称为马克思主义最正统的继承者和发展者，要人民群众去“学习马列”。这样，马列主义的著作成了文革中广大青年唯一可以合法学习，汲取的，除毛泽东思想外的主要思想资源。尽管文革中的青年人并没有到达很高的系统性的马克思主义水准，但仅他们在政治动荡中接触的有限的马列主义著作，便已使他们发现了差异、鸿沟与矛盾。如同《革命之子》(Song of the Revolution)的作者梁恒在回忆他文革中学习马列的结果时所言：“悲剧使我更急切的想要找寻更多的知识。我读遍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选集，以求更加了解社会主义，但是我愈读得多，愈会拿我们的社会主义和他们所描写的社会相比，结果就愈混淆不清。自然我不是唯一感到混淆的人，我的问题其实很普遍，因为任何人都看得出来，在报上光辉灿烂的报导与我们痛苦的现实之间，的确颇有差距。”既然马列主义的著作无法解答他们心中的疑窦，现实又使他们时时产生“逆反心理效应”，这些执着追求的青年人便又自然而然地开始从其它的书中，尤其是禁止他们阅读的书籍中去寻找真理的答案。中年作家徐明旭这样回忆他一九六七年底的思想转变：“是年底，我读了在当时大学生造反派中十分流行的两本书：锡兰共产党人特加·古达瓦达纳的《赫鲁晓夫主义》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两书对斯大林大清洗的血腥描述令我毛骨悚然，联想到毛主席与文革，我顿时恍然大悟：毛与斯一样都是为了维护独裁权力而不择手段的暴君。所谓毛主席革命路线，不过是阴谋诡计加血腥镇压。毛正在重蹈斯的覆辙，毛死后中共新领袖一定也会批毛，否定文革，其罪名也与斯大林一样：个人迷信与破坏法制。从此我不再参加造反派的行动，并对随后发生的一系列巨变，诸如杨余傅事件，林彪事件，天安门事件，批邓，粉碎四人帮，以及三中全会都不再感到惊奇，它们不过是证实了我的预测而已。我相信象我这样的思想历程，许多大学生造反派精英亦有同感”。这里，文革中一大批最重要的“青年读物”已在这一读书运动中初露端倪并“十分流行”。《赫鲁晓夫主义》和《斯大林时代》两书，都是文革前“内部发行”的专供高级干部阅读的“灰皮书”（以其封面的灰色著名）。或许我们可以从徐明旭的回忆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自一九六七年始，这些代表了异质文化的书籍成了这一读书运动的主要精神食粮之一。
一个令人思索的问题被提了出来：为什么这些觉醒中的红卫兵们对这些“灰皮书”和“黄皮书”情有独钟？其实，只要对上述书籍的作者阵容投去匆匆一瞥，便不难回答这一并不复杂但又意蕴深长的提问。托洛茨基，赫鲁晓夫，德热拉斯，爱伦堡，索尔仁尼津，西蒙诺夫……几乎无一不是闻名中外的所谓国际共运中的“叛徒”或“修正主义作家”。他们曾都是狂热的革命中人，但他们又幡然醒悟为“革命”的怀疑者与反对者，这一思想历程和这一代人正好相似。曾是革命的“同志”，他们的话语系统也具有更大的可接受性。其次，他们作品的主要特点都在于揭露共产主义辉煌理论下的肮脏的专制和阴暗的权力斗争，尤其是对斯大林大清洗内幕的揭露和对人性、人道的“解冻”的呼唤，更触发了这些红卫兵们的强烈共鸣。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更肮脏，更阴暗，规模更大的斯大林式的大清洗，这一代人在其亲身经历中不仅深切地体会到中共革命理论的虚伪性，更广泛地目击了、 承受了这一“革命”的黑暗性与残酷性。因而，当他们阅读这些“叛徒们”对“革命”的认识时，就不仅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而是惊世骇俗般的人生大启大悟了。如同《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的作者所言，阅读《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主义》等书籍时，她“如此明晰地看到当今现实舞台上的那种明争暗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嘲讽式的阴暗面。斯大林时代和文化大革命简直象孪生兄弟一样，一个人的突然失踪，一个人的突然死亡，以及一个家庭未知的命运，都是和党的要求，党的事业这些永远冠冕堂皇的辞令连在一起的。我开始考虑人的价值和人在政治以外的意义”。一位在河北白洋淀地区插队的原北大异端思潮“ 共产青年社”读书圈子成员后来回忆道：“那时，我们狂热地搜寻文革前出版的灰皮书和黄皮书；我的一个初中同学的父亲是位著名作家，曾任文艺部门的领导，我在她的家里发现了数量颇丰的一批黄皮书，记得当时对我有启蒙意义的书是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经历了一个全面的压迫和苦难，我们的精神陷入了一种困惑。而最终使我们冲破十几年教育的灌输给我们的思想模式，得益于两本灰皮书的点拨，一本是托洛斯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托氏的书无疑是困惑之中出现的一缕明晰的光。那年冬天，我又找到了德热拉斯的《新阶级》。至此，有关政治和社会的认识，我们终于摆脱了梦餍般的桎梏和愚昧。”此外，这些“灰皮书”中的西方历史书籍使久受谎言的迷雾蒙蔽的青年人忽然间洞察了历史真相。例如，《西行漫记》在无意中使人窥见“伟大领袖”的风流情史；《杜鲁门回忆录》使他们知道了朝鲜战争的另一种说法；《尼克松其人其事》、《选择的必要》等西方领导人的传记与理论著作第一次使红卫兵们感到他们并不那么面目狰狞，相反颇具事业心，灵活性和人情味。如同蜚声一时的《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的作者张戎所感叹的：“这些书使我看到了外面世界的最新动静，使我喜不自胜”。这里，千万不能小视了这一代人侥幸获得的这一与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沟通的唯一机会。十七年来，他们对中共及其体制的盲目信仰是建立在中共对另一种体制的绝对丑化的基础上的。在极端封闭的未央长夜之中，这一套由无法比较的谎言构成的童话，诸如“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和“极端腐化堕落的西方世界”云云，自有其道德的感召力。而这些书提供了一个窗口，一个可供比较和思考的机会，于是，谎言的地基不攻而破，那个信仰的大厦也就轰然崩坍了 。另外，阅读《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就更难不震憾觉醒中的红卫兵们的魂魄，因为法西斯的纳粹德国和共产主义的红色中国何其相似乃尔！一位今天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回忆他在文革中读《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的感受时用了这样的比喻：“宛如闪电划过夜空”，他一下子联想到了文革同法西斯运动兴起时一样是一条“人民如痴如醉的拥护”的“毁灭之路……真可谓：要让一个民族灭亡，先叫它疯狂。”他还说：“那一夜的一闪念，对我的以往作了一次清算，注定了我日后对哲学史思想史的兴趣。这种自发的经久不衰的理论兴趣造就了我今日的研究和工作，虽然成就甚微，但我不是为了职业，而是为了兴趣和思想的权利投入研究。仅仅这一点”。正如同后来被打成上海第一大反革命案——“复旦大学胡守钧小集团”（其实仅是一个松散的读书会而已）的头头周谷声所言：“对于正处在觉醒中的我们来说，看了这样的书还不从国家体制上去怀疑，去思考问题，已经不可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