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无问西东, 但不同的选择会造就不同的道路，塑造不同的人生

睡在杨振宁上铺的兄弟

      电影《无问西东》结尾的椭圆形照片，都是清华大学历史上青史留名的大人物，其中唯一健在的，就是杨振宁先生。

杨振宁现在自然是无人不知的华人之光，他从西南联大毕业以后的人生轨迹，约略就像电影中沈光耀的母亲所期望那样：建功立业，光耀门楣。但我今天想谈谈另外一个人，一个今天早已被历史抛弃，也已经被世人忘记的人物：他叫赖钟声，当年在西南联大时，他是杨振宁的班长，也是睡在杨振宁上铺的兄弟。

     赖班长是山东烟台人，长得相貌俊秀，脸面白净，杨振宁说他成绩比自己还要好。不仅如此，课间休息时，赖班长的一口单刀舞得虎虎生风——正是个能文能武的全才。

    1942年本科毕业后，赖班长去了滇缅铁路工程处工作，杨振宁继续读物理学研究生。1944年，抗战局势吃紧，国民政府提出一个口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青年学生参军。此时，赖钟声已经考取了工程师资格。可能到底是山东人，实在，把笔一扔，就去参军了。而杨振宁这时研究生毕业，获得了庚子赔款的奖学金，准备去芝加哥大学留学。临走前，他想和班长见一面，但兵荒马乱的，没有联系上。

     赖钟声参军后，被选到国民党中央干部学校学习。既然叫干部学校，当然是培养干部的，很受重视，蒋介石亲自担任校长，“小蒋”蒋经国任教育长，主抓政工人才的培训。

     毕竟是给杨振宁当过班长，赖钟声智商高情商也高，在校表现突出，很快就成为小蒋的得意门生，受到重用。

     同时受到重用的还有王升，也就是电视剧《北平无战事》中曾可达的原型。蒋经国有个字，叫“建丰”，学生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建丰同志”。

     1947年底，赖钟声被派到国民党青年军整编206师，任政工处少将处长。参军两年多就被授予了少将军衔，这是今天无法想像的速度。他到部队后，很块就创办了一份今天看来名字也很潮的杂志：《革命青年周刊》，向官兵灌输“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思想，并有专用电台与建丰同志随时保持联系。

     他还擅长演讲。他的演讲很有西南联大特色，最后经常用这样一句来结尾：战争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在统一大业完成后，实现工业化！

     人生如一个8字，循环轮回，兜兜转转。1948年3月洛阳战役爆发，206师全军覆没，赖钟声也被俘。

    幸运的是，赖钟声没有被列为战争罪犯，关进监狱里仅仅三年，1950年就释放了，被安排到北京一所中学任物理教师。这也算是学有所用，人尽其才。

    他的一位学生曾描述过他讲课的情景：赖先生身材不高，较胖，戴一副金边秀朗眼镜，头发黑亮一丝不乱，衣着考究，透着学者气。他讲课，精气神十足，温和而严正，声音洪亮，略带胶东口音。几节课下来，同学们已被他渊博的学识、精当的点拨所折服。

     “十年浩劫”中，赖钟声被当做反革命，丢了工作，经常被批斗和贴大字报，以拉板车、做炊事员为生。后来虽然可以上讲台了，但因替一位生病的同事代课，连续讲了多节课导致过劳中风。

     1971年，已经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在去国26年后，以美国公民身份第一次访问中国，受到了高规格的礼遇。毛主席接见，周总理亲自设宴招待。

     杨振宁托人去联系上了自己的老班长，希望见面。但赖钟声左思右想后拒绝了，他的理由有两点：

一是自惭形秽，有可能杨振宁会看不起自己；二是孤芳自赏，自己有可能看不起杨振宁。

对于前一点，他觉得这是必然的情况，他也认了。对于第二点，他的解释是：

此生最大的慰籍，便是困难当头，日寇猖獗之时，我能够挺身而出，愿以血肉之躯，报效国家。而在相同的时刻，杨振宁选择了出国，虽不算逃兵，至少也算懦夫，懦夫是叫人看不起的！

      赖班长这话说得很硬气，但是他心里真的无愧于自己的选择吗？也不尽然。 他曾经给自己的老长官写过一封信，里面说道：我本一介书生，因响应蒋介石抗战救国的号召，放弃专业，考入军校......若不去当那个倒霉的青年军整编二〇六师少将政工处长，比如出国留学，学成而归，情况会有多大的不同。

     环顾美籍中国学者，大半系我的联大同学，而我不过一中学教师，所以有时难免心烦意乱，大有“冠盖满京华，唯我独消瘦”之感慨！

     可见，赖班长心里还是有怨气的，对人生感到不平。

     杨振宁去了西方，他留在了东方。他们在选择时，并没有问西问东，但人生就此分出了西东。

与李政道同在芝加哥大学的好友

     1941年，中美两军成了盟国，来华的美军增多，需要大批的翻译人员。当年9月，教育部下令各大学的外文系男生应征参加翻译工作。这次共征调了70多人，西南联大的学生占了一半。

     在这其中，有一个江苏小伙子叫巫宁坤，被安排给“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当翻译。这支部队有个更通俗的名字，飞虎队。两年后，巫宁坤同学又被派到美国，给中国在美受训的飞行员当翻译。抗战胜利后，他留下来，于1948年考入芝加哥大学，攻读英美文学博士学位。在芝大，他还碰到了一位西南联大毕业的校友，两人随即成为好朋友。这位校友就是李政道。

     1951年年初，人在美国深造的巫宁坤接到了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发来的聘书，聘请他前去担任英语教授。

     他翻来覆去想了几天，找各路朋友商量意见，最终决定接受这份聘书，回中国任教。当时他想：“放弃一个最富裕的资本主义事业，回去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服务，一定会受到对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

     听到这个消息，身在上海的妹妹非常开心，哥哥终于要回来团聚了，而台湾那边的哥哥、姐姐却表示了担心，但他们的迫切告诫并没有阻止巫宁坤为国效力的一腔热情。

     李政道听说他要回国，特地前来帮他收拾行李，在他的箱子上写了几个白色的粗体大字：“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

     1951年8月份，巫同学到达北京，很快被安排到燕京大学上课，成了巫老师。五个星期后，他和京津地区三千多名高校老师，一起听周总理做了七个小时以“思想改造”为主题的报告。

     巫老师还没站稳讲台，11月，“三反运动”开始，燕京大学解散了，被合并到其他院校。他也被调到了南开大学。从此就被卷入一场接一场的运动中，属于被运动的对象。

     1953年斯大林同志逝世，很多师生怀着悲痛的心情去苏联总领事馆哀悼，只有巫宁坤被指责为“一个人非常勉强地参加了队伍，并且毫无悲痛的表现”。

      还有人翻出了他1938年夏天在武汉参加国民党干训团的历史。干训团的团长是蒋介石。这下他跳进海河也洗不清了。虽然那时还是国共合作时期，干训团的副团长有陈诚，也有周恩来。批斗者认为：他不该说周恩来当过对岸人家的官。

更大的劫难还在后面。

1957年，巫老师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并且是“极右分子”，名列全校榜首，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也就是同一年，他的同学李政道，与杨振宁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1958年，已经从大学教授变成劳改犯人的巫宁坤，被装在卡车上带到了北大荒农场进行劳改。 一到农场，场长就告诫犯人们，千万不要企图逃跑，农场周围都是沼泽，“这里叫草垫子，看着是平地，踩下去就淹死”。

     巫宁坤抬头看着天空，再环顾四周，北大荒，寒冷、荒凉、令人感到自身的渺小，感到绝望。他无法相信有人能从这里逃出去。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大跃进”时期，计划要在15年内“赶美超英”。农场的宣传人员说：“外面全国人民都在鼓足干劲，你们这些有罪的人应该怎么干，才能将功赎罪？” 在过去，不管谁站出来揭发指责，巫宁坤都不认为自己有罪，但是，经过了长期的监狱改造，他竟也觉得宣传人员说的对。

     为了“将功赎罪”，他这位从没干过苦力活的教授拼了性命，挑比别人更多的土，跑得也比别人快。以至于得到了表扬，被当成了宣传的典型榜样。 但只有巫宁坤知道，他每天都处在垮掉的边缘。除了重体力劳动的摧残，最令他难以忍受的，是饥饿。

    在转到另一个农场之后，伙食更差了，犯人们都饿得浮肿起来。不被饿死的希望之一，就是家里人能够送一些吃的来。有一次，巫宁坤收到妻子送来的几张烙饼，一位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室友刘右派递过来一张纸条，上面用漂亮的柳体字写着：“教授，我恳请你借给我一张烙饼，等内人从湖南给我送来食品，一定加倍奉还，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看着那漂亮的柳体字，巫宁坤心软了，给了这位室友一张饼， 几个月后，巫宁坤接到命令，去农场的角落挖坑。坑挖好后，一匹瘦马拉着一辆平板车走来，车上是一具盖着的尸体。他打开草垫子一看，就是那个借他烙饼的刘右派。

     直到“十年浩劫”结束，对错划的右派分子进行改正，巫宁坤才得以回到北京。来来回回，他一直用着当初离开美国时带的那个行李箱。箱盖上，李政道写的几个字“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虽然褪色了，依然可辨。

    只是，当他再打开箱子时，可能会回想起揭开草垫子的场景。人生的西东，只有真相被揭开时，才能看得清。

    1979年10月，他偶然从报纸上看到李政道回国讲学的消息。与赖钟声的反应不同，巫宁坤的心里没有多少想法，他立即前往北京饭店看望老同学。 因为李政道忙着备课，两人匆匆聊了一会儿。临别的时候，巫宁坤想：假如当年是他送李政道回国，那么李政道还会不会成为举世闻名的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呢？

    1990年退休后，巫宁坤用英文写了一本传记A Single Tear，回顾了自己回国后的经历。这本书在英文世界引起轰动。

在书的结尾，他用九个字概括了自己的人生：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

    “归来”是他的选择，也是他的真心，但此后的“受难”是他没有预料到的，幸运的是他“幸存”下来了。晚年，他对来访的一个美国记者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说：

    如果没有那些运动，我也许会是一个更有成就的学者，也许我会写出几部有关英、美文学的专著。但是那又怎么样呢？关於这一方面的专书早已汗牛充栋了。A Single Tear也许是一部更重要的作品。

    选择不问西东，但不同的选择会造就不同的道路，塑造不同的人生。

    我常常回想起 A Single Tear 中的那个场景：1951年7月18日的早晨，巫老师——当时还是巫同学从旧金山的邮轮码头出发回国，李政道博士前来送他。

临别时，他问了李博士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回国去工作呢？

李博士笑着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

     巫同学还没明白“脑子”是个怎么洗法，邮轮已经启动。

    1993年，他因为出版了这本回忆录的书，他和夫人李怡楷的退休金停发，住房收回，“学院领导下令毁门砸锁，将全部财物扫地出门”，他再一次无家可归。无奈之下，他只好留在了子女美国的家中，在那里度过了余生。

    巫宁坤年复一年的申诉，要给自己讨个公道，一直到1999年朱镕基总理访美，收到了巫宁坤的申诉信，才得以恢复。

    巫宁坤知道，这种小小的困难，和那些没有幸存下来的人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

    索尔仁尼琴记录了国家过去犯下的错误，成为了“俄罗斯的良心”。而我们，有“一滴泪”，尽管这滴泪水是那样的稀少，弱小，但它总有一天，能够感动中国，汇成大海，警醒着我们，不要再犯过去的错误。

    2019年8月10日，中国著名翻译家，曾翻译《了不起的盖茨比》、《白求恩传》的巫宁坤教授，在美国家中逝世，享年99岁。

愿天堂里的巫宁坤，获得永远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