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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思维拯救现代科学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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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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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008 04:53
标题:
东方思维拯救现代科学的悖论
【方舟子按：吴文俊作序，朱清时、姜岩合著的《东方科学文化的复兴》我翻过，
是根据姜岩在朱清时指导下完成的“科学史”博士论文写成的，根本就是一本典
型的伪科学著作。他们根据《老子》“道生一、一生二……”推导出一条与热力
学第一、第二定律唱对台戏的“宇宙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守恒、能量恒增”。
这种玩意儿如果不是伪科学，世上没有伪科学了。何院士对此书的批评其实太过
客气了。这种宣扬迷信、鼓吹伪科学的人当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长、中国科学院院
士，简直是对“科技”的污辱。我现在已不关心中国科大的命运，不然我一定要
发起一个要求罢免朱清时的活动。】
《环球》杂志：东方思维拯救现代科学的悖论
《环球》杂志记者/卞卓丹 陈萍丽
苏联人遨游太空、美国人登上月球，曾让中国科学家感受到差距的巨大和时
间的紧迫。直到神舟5号早已安然返回地面的今天，中国科学家仍然感觉自己还
是追赶者。
高技术含量的欧美汽车、充斥在高档商场的日本摄影器材和音像器材，甚至
韩国的新潮电子产品，在令中国人充分享受到人类高科技成果的同时，也让中国
科技工作者直接感受到追赶的吃力。再往远看，似乎能够感受到美国导弹防御系
统的寒气……
纵向比较，看从前，是“四大发明”的万丈光芒；看未来，是中国科技发展
的未知路……
抛开对历史的沉迷和虚无的骄傲，以客观、诚实的态度来看，目前的中国科
技，与西方国家相比，在投入、发展现状和实力等方面都差得很远，中国科技在
世界上的地位仍然比较低。目前，摆在发展中的中国面前的，仍然是那道著名的
“李约瑟难题”。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和新华社科技记者姜岩合著的
《东方科学文化的复兴》是一本试图解答“李约瑟难题”的著作，书中指出以
“整体论”为指导的东方科学思想将成为第二次科学革命的灵魂，东方科学和文
明将能够弥补西方科学与文明的不足。此书被部分科学家认为是从实质上解答了
“李约瑟难题”，但也被另外一些科学家认为是缺乏足够根据。
围绕“东方思维是否能拯救现代科技”这一主题，《环球》杂志专访了中科
院院士、著名数学家吴文俊和中科院院士、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
“阴阳五行连‘伪科学’都谈不上，简直是反科学。”
何祚庥向来以坚持科学主义和敢言著称，对中国和世界科技发展史颇有研究，
还著有《元气、场和治学之道》等有关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和科学思想的学术著作。
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采访时，何祚庥表示，中国古代的科学思想对现代
中国科技的发展没有什么大影响。古代中国的哲学思想如“五行论”等与中国现
代科技的发展更是不着边际。真实的情况是，中国近代科学是从西方传入的，中
国现代科技发展是在西方科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对于东方思维是“整体论”一说，何祚庥也持异议，他倒认为东方思维是
“笼统论”。“虽然中国古代既有唯心论也有唯物论，但中国的唯物论太笼统”。
何祚庥认为，甚至连中国古代著名的唯物论著作《论衡》也充满着谬误。
《东方科学文化的复兴》认为“气一元论”是中国传统科学的思想核心，而
何祚庥则认为，这恰恰说明古代中国没有科学思想。
“我研究过元气学说，写了两本相关学术专著。试问在‘气一元论’的指导
下有什么科学成就没有？如果没有任何事例，说它是传统科学的核心思想就是没
有道理的。”何祚庥说。
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采访时，著名科学家吴文俊也对一些人认为“五行
论”等带有玄学色彩的思想代表了中国古代东方科学思想的说法，表达了自己的
观点。
吴文俊认为这种说法非常荒唐，“阴阳五行没有科学的影子，连‘伪科学’
都谈不上，简直是反科学。中国的阴阳五行说是阻碍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对此非常反感。”
对于曾轰动一时的《易经》是否阻碍了中国科学发展的大讨论，吴文俊认为
不能因为书中一些虚无缥缈的理论，就过高地吹捧《易经》。
“当然书中也有些具体的东西，例如很多人推崇备至的‘河图’、‘洛书’，
它们本身可以说是在学术上比较有意思的一项成果，但也就仅此而已，不能夸大。
玄学是迷信的，根本谈不上‘学’。”
中国古代科学思想与现代科研成果有关吗？
何祚庥认为，当然也可以从浩如烟海的事例中找出一些东方哲学科学思想与
科技发展的关系，但那是次要的。如果说东方的思维模式等可以决定科技水平，
那中国科技为什么会衰落？况且，东西方人的思维模式虽有不同，但智力智能大
体上是相同的。
“华裔科学家在世界上取得的成就，与他们的中国人身份和思想没有关系，
他们学的都是西方科学。杨振宁在中国学的是西方的东西，出国后学的更是西方
的东西。什么中庸之道、为人宽厚，跟科学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何祚庥说。
在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和方法对现代科学产生的作用方面，吴文俊则有不同见
解，“从我本人的实践经验来说，我这些年来在数学上的研究成绩是受到中国古
代数学的启发而来的。我十分推崇中国古代数学，中国古代数学的思维方法、抽
象思维能力，都要高于同时代的外国。”
吴文俊补充说：“中国古代在医学、农学、数学、天文四个方面，都有很大
的成就。我相信其中也有丰富的内容值得我们现代人学习体会，来汲取它的精华，
这还有待农学家、医学家和天文学家们的发掘。”
决定科技水平的最基本原因是经济基础
何祚庥认为，决定科学技术发展的最为基本的原因是经济基础，如果社会经
济不发达，科学技术就不会发达。
为什么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得不错，因为当时中国经济很发达；近代世界科技
的中心曾是德国，全世界科学家都要念德国的科学杂志，学德文。只是战败后德
国衰落，中心才转移到美国；日本经济总量大了，日本科学家也开始拿诺贝尔奖
了。
何祚庥分析说，社会经济有两个基本的指标，即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人均
GDP。对中国古代科技发达而近代科技落后这一现象，何祚庥认为基本可以从GDP
的数字(详见附表)与人均GDP来进行解释。
何祚庥说，人均GDP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发达水平，因此也决定着国
家对科学的投入多寡。“对一个穷国来说，GDP都用来穿衣吃饭了，只有富了，
才可能投入科学、文化等事业，于是这些事业才能发达起来，就如唐诗宋词都是
在盛世才达到高峰的”。
不过，何祚庥对中国科技投入的现状还不是很满意。他说：“经济上去了，
如果不投入科学研究，那科技仍然上不去。目前中国对科技的投入应该再多一点
——这就取决于政府和社会了。”
基于对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和未来前景的乐观估计，何祚庥对中国科技的未来
发展信心满满：“美国禁止向中国出售尖端技术，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等我们
自己经济实力强大起来以后，我们自己能够干起来的。世界上人的聪明都是差不
多的，他能做得到，中国就做不到？不可能！”
科学界是承认天才的，因为科学工作终究还是大脑的活动，像牛顿、爱因斯
坦这样的天才在世界科技发展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何祚庥还是那句话：某
些科学家在科技发展历史上能起重要作用，也是因为个人条件、家庭经济条件和
受教育条件等原因，这还是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系。
何祚庥说：“科学家是社会培养的。何祚庥为什么能成为科学家，还不是因
为家里有点钱？钱能够让我得到较好的教育。杨振宁为什么能成为比我更好的科
学家？因为他受的教育比我还好，而且有家学渊源。他自己也说一生的条件不错。
李振道的家庭条件也是很好的。”
需要比大学更能推动科技发展
除了经济原因外，社会需求也是促进一个国家科技发展的重要原因。恩格斯
说过，如果世界上有某一种需要，那么就比十个大学还能更快推动科学技术的前
进。
清朝初年，康熙皇帝对科技很感兴趣，但中国科技却仍然未能得到充分发展，
这个问题也困扰着不少研究者。
何祚庥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时没有出现先进的生产力，因为康乾盛
世是从狩猎经济发展到农业经济的，当时最大理想就是农业社会。而近代科学的
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由农业经济转化为工业经济的需求。
目前，中国正从农业国迈向工业国，因此现在的科技发展很快，这在历史上
是从来没有过的。从投入来讲，2004年中国对科学研究与开发(R&D)的投入除以
GDP达到1.35%，相对于过去二三十年来5‰左右的比例已经是巨大的飞跃，从绝
对数字来讲增长得就更多了。
但是，不少人认为，现在中国科学的具体成就好像还不够多，比如国家科技
大奖的许多奖项都出现多年空缺。
但何祚庥认为，这些倒不能说明这几年中国科技工作没有很大成绩。因为科
技发展与经济发展相比还有个滞后期，经济衰落了，未必科技就马上衰落；经济
发展了，科技也还需要时间赶上。所以，虽然科技投入大幅度增加，但研究转化
为科学成果还需要时间。
吴文俊说，这次有两项重大技术发明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打破了
过去6年来发明一等奖空缺的局面，就是非常可喜的成果。虽然还应该承认中国
在技术发明方面仍然落后于西方，还有一段距离，但距离越来越小。
对于中国科技未来的前景，何祚庥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只要中国经济继
续发展壮大，政府关注科技发展，那么中国科技必然迎来新的高峰，因为科学工
作的发展最终是由社会经济的状况所决定的。”
吴文俊则表示中国现在的科学技术实力在国际上处于第二梯队，正在向第一
梯队迎头赶上，而且离迈入世界先进第一梯队的时间不会太长。他乐观地认为，
在一二十年后，长则二三十年后，中国的科技水平就完全可以和科技发达国家平
起平坐。
配文：三个故事，一个结论：中国古代缺乏科学推理方法
何祚庥
竺可桢先生在1920年发表《二童争日解》，认为中国学者观察自然界现象的
方法，专恃演绎逻辑，此中国学者方法之误，所以无科学之发明也。他引用美国
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的话说：“中国之贫弱，由于科学之不发达，而科
学之不发达，则由于缺少归纳哲学。”
杨振宁先生说《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
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作为理论物理学家，杨振宁高度关注逻辑推演。
为什么中国没有理论物理学这样一个思维模式出现？因为中国缺乏比较严密的逻
辑推演学。中国古代对事物的描述多是采用比喻，而不是逻辑推演。
竺、杨两位先生的观点加在一起，就比较全面地解释了近代科学为什么不能
在中国产生。杨老先生认为古代到近代的中国缺少科学的演绎法，而竺老先生则
认为缺少科学的归纳法。
最近彭桓武先生谈科学研究与创新，讲了爱因斯坦的两段话：
“纯粹的逻辑思想不能给我们关于经验世界的知识；一切关于实在的知识，
都是从经验开始，又终结于经验。”
“我们现在特别清楚地领会到，那些相信理论是从经验中归纳出来的理论家
是多么错误呀。甚至伟大的牛顿也不能摆脱这种错误(我不作假设)。”
爱因斯坦的两段话好像是冲突的。但彭先生认为这两段话非常深刻，两段话
是互补的。前段话强调了理论对经验的依赖，后面一段话说单从经验进行归纳是
不够的，还要构造理论。这就是说，有了归纳法不够，有了演绎法也不够，要把
归纳与演绎辩证地统一起来才够，这才是完整的科学。
如果从这些前辈的观点来看，中国传统科学归纳法没有，演绎法也没有，两
个方法辩证的综合方法也没有。这应该能说明为什么近代科技没有在中国萌芽、
发展。
院士语录：
“封建士大夫起了非常坏的作用，我对他们一些思想行为非常反感。中国历
史上的士大夫阶层讲究‘君子动口，小人动手’，他们所谓的动口，就是动脑，
就是看不起动手，即看不起技术，把科学看成在技术之上。”
“而我认为首先应该动手，在追求客观真理方面，技术应该是‘先道’，然
后才是科学。中国古代文人一直轻视技术，这是造成科学不发展的一个重要原
因。”
——吴文俊
“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是当时拥有特别好的工艺，那么有可能这组(曾
侯乙)编钟是挑选出来的，而不是每一个的音阶都在制造时就做得这么准。”
——何祚庥
“虽然我从来没看过《易经》，但从我间接从各方面了解到的《易经》的一
些内容，例如提倡阴阳五行，我就非常反感，我觉得《易经》对中国科学技术的
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
——吴文俊
“天才有，但多数科学家要靠社会培养，根基还是经济基础。”
——何祚庥
吴文俊：把周易和东方思维完全等同起来是荒谬的
吴先生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研究中国古代数学史，而后创造性的提出了
“数学机械化”的重要理论。他认为，就他所从事研究的数学领域，存在着东方
和西方两套很不同的思想体系。
西方的数学一般讲来源于欧几里德的公理化的体系，主要目的是证定理，即
利用人所公认的道理，也即公理，来从定理假设的条件推导出结论；
中国传统数学则是一种可以称为“实用主义”的算法体系，目的是要解决实
际产生的形形色色的问题，核心是找到事物或者数据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用
西方的术语来说就是“方程”，于是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就演化成解决各种方程。
解方程的思想起源于中国，《九章算术》中就有专门篇章论述。由于其中涉及加
减乘除的运算，所以就产生了“负数”的概念(因为经常遇到小数减大数的情况)，
此后传到西方，但直到公元16世纪西方对于负数的概念还依然没有能完全理解与
接受。
吴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的数学是很了不起的，古代的数学思维跟中国人的思
维方式有关系；许多地方远远超出西方。但现在人们的认识呈现出“一边倒”的
情况，由于用到的数学名称很多是从西方引进的，就认为好像数学都是西方来的。
其实，像初等几何的公理化体系是来自西方的，但中国有自己的初等几何体系，
中国更有自己特有的表达任意大整数的位值制十进制体系并由此发展倒包括分数、
小数、无理数的实数体系。总之，东西方学术互相交流，互相影响是很自然的。
当然现在占主流的是西方的那一套体系，但来日方长，东西方的数学思想也在进
步，必然会互相交融、优势互补，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局面。
中国古代的数学跟天文结合得很紧密，很多数学成果直接来源于天文。但古
代天文的应用里面有一些荒谬的东西，比如观天相来算皇帝的生死。数学也常常
被人们和算命与风水等纠缠在一起，这是迷信的人们造成的，与数学无关，应当
被清除出去。
“至于阴阳五行之类的相生相克也都是迷信。我知道中医学里面也讲到阴阳
五行，那有它特定的涵义，我是外行，不好评价。但我相信中医的针刺、针灸是
科学的，穴位是客观存在的，这是实验科学的伟大成就，至于怎么进行理论解释
是另外一回事。总之阴阳五行作为哲学我不反对，但作为科学理论我就反对。”
吴先生认为将周易和东方思维完全等同起来是荒谬的，周易也有些好的，河
图是很好的科学成果，但不能夸大了其作用。甲骨文是占卜方面的记载，虽然也
是迷信的，但对于中国文化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周易里面虽然也有迷信的东西，
但不排除包含有利于历史文化研究的信息。总之，周易，甲骨文都有其有价值的
东西。
东方科学文化的精髓将在科学发展中起重要作用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在他与新华社科技记者姜岩合著
的《东方科学文化的复兴》一书中，试图为“李约瑟难题”提供一种解答，他们
认为擅长“整体论”的东方科学思想将在下一次科学革命中起重要作用。最近他
读到环球杂志和网上的一些讨论，觉得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澄清。
(1)关于“还原论”和“整体观”方法
人类认识世界的每个层次都有两类方法：“还原论”和“整体观”方法。
“还原论”方法把系统分解成各种简单组分,研究这些组分的性质,据此再用
形式逻辑推知其整体状态。优点是容易借助工具，结论清晰(黑白分明)；缺点是
分解时必然会丢掉一些东西，它们虽小，但可能在长时期或大范围内起重要作用，
而且形式逻辑本身也有缺陷。
“整体观”方法把系统作为一个各个部分之间都有紧密联系的整体, 研究和
描述系统的整体状态及其随时间的变化。优点是可以完整全面地认识复杂事物;
缺点是不易借助工具、很强地依赖人的经验和直觉能力，结论不易重复。
对于简单的(线性的)系统，整体观和还原论是一致的。例如，对于理想气体
组成的体系，热力学(用热量，压强，熵等概念描述状态)和统计力学(用分子的
速度分布，动能分布，混乱和有序的几率等概念描述状态)是完全一致的。
(2)关于复杂性科学
由于过去几百年中科学的大发展，目前自然界的各种基本单元的规律已经大
致清楚，科学在转向研究真实世界的复杂事物本身时，发现许多复杂事物的规律
不能由其基本单元的规律推出。因为基本单元的数目太大，类型太多，一方面无
法用统计方法简单处理；另一方面在使用分解和抽象时会丢掉许多看起来很小的
因素，这些无法控制的微小差异可能导致最终结果的巨大差异，使这些系统的行
为看起来像随机的(例如掷骰子,扔硬币和天气现象等)。
复杂性科学是研究复杂系统和复杂性的一门交叉学科，它探索的复杂现象从
一个细胞呈现出来的生命现象，到股票市场的涨落、城市交通的管理、自然灾害
的预测，乃至社会的兴衰等等。它把复杂体系看作开放系统，研究它们在不断变
化中呈现出的秩序，特别是自组织、自适应、自相似等复杂系统的共同特征。它
也从整体上研究复杂事物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和它们的集成方法对整体性质的影
响，即如何通过系统集成，把已有的基本单元组装成性能最佳的整体。这些问题
正是东方科学思想最擅长处理的。中国围棋是一例，它的布局(组装)方式(而非
个别棋子)起决定作用。中医学是更全面的例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朱和姜认
为东方科学和文明将能够弥补西方科学与文明的不足。
(3)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和中医学有缺陷吗？它们的复兴是指什么？
朱清时院士和姜岩写书的背景是：在上一世纪中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和中医学
一直处于被批判和否定的地位，以至在社会上形成了一种观念：它们是迷信，是
糟粕，应该抛弃。朱和姜想说明，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和中医学也有精粹的科学成
分，不应该被全盘否定，而且这些精华内容在研究复杂性科学时将起重要作用。
他认为，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和中医学是在两千多年前奠基和成形的，如果把
它们与同时的希腊科学文化相比，不难看出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经受住了更长时间
的考验，中医至今还在应用。也许正是这点造成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和中医学缺乏
改革的动力。希腊科学文化在伽利略时代经历了一次大改造，才产生了今天的现
代科学。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和中医学也需要不断更新才能发展。当前中国传统科
学文化和中医学急需学习现代科学方法，进行一次大改造，才能复兴。
过去半个多世纪中进行的“中西医结合”就是想作这种改造，也做了许多好
事，但是后来走偏了。
(4)人类社会最好的文化是博采众家之长的多元和宽容的文化
当前阻碍中国科技发展的主要因素并不是所谓思维方法，而是一些别的东西，
包括体制、软环境和文化环境。例如，我们现在的教育体系过分追求形式主义和
泡沫的东西，面临着培养不出多少创新人才的尴尬。目前中国科技发展特别需要
博采众家之长的多元和宽容的文化。科学史上有许多原始创新的东西在初期都不
被主流人士理解，哥白尼、伽利略、伽罗华，甚至爱因斯坦都是这样过来的，因
此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不要随变抛弃任何还不理解的但未证明是错误的
东西。你可以不理解它，不相信它，但不要一棍子打死它。对待自己民族的传统
文化更应该谨慎从事。
《环球》杂志：如何唤醒中国人尘封的创造力
文/许博渊
据说，中国人发明机关枪比德国的马克西姆早了100多年，发明者准备献给
有关部门，被人劝阻，说别缺德了，造这种凶器干什么。几百年后，中国人吃力
地追赶着西方科技发展的步伐，面对现实无法停步。如果停滞不前，那么，我们
迄今为止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力量对比将与鸦片战争时没有任何本质
的区别。
全球化将唤醒中国人的创造力中国的科学技术什么时候开始落后于西方的？
很难划出一道杠杠来，一般认为自明朝中叶。因为元朝马可波罗来华的时候，还
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看得傻了眼。
明初，中国的航海技术和装备还优于西方，但到1492年，即明弘治年间，哥
伦布的船队已经到了美洲，我们却放弃了海外探索。
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的时候，西方在天文、历算和火器方面
已经明显领先于中国了，以至于徐光启等官员要虚心地向他学习。
中国为什么落后了？众说纷纭。
最接近事实的恐怕还是台湾历史学家黄仁宇。他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说：
明朝“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
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把人束缚在了土地上，限制了人的视野，也限制了人
的想像力、创造力和开拓精神。然而，为什么小农经济在中国延续时间如此之漫
长？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需要求助于地理政治学和文化政治学了。
中西科技地位嬗变的地理政治和文化政治原因
西方文化的根基在希腊。希腊多山，缺乏可耕地，没有商业互通有无不能生
存，又临着地中海，具备海上贸易的条件。于是，希腊商人遍布地中海沿岸。他
们甚至在海外开辟殖民地，最远的到了黑海沿岸。他们很像我国浙江的温州人，
人多地少，就满世界寻找机会。
罗马帝国把希腊文化带到了全欧洲，野蛮民族日耳曼人继承了罗马文化。即
使是在黑暗的中世纪，封建势力都没有像中国这么强大。欧洲商人的社会地位相
当高，他们在城市中享有很大的自治权，这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正如希腊商人带有海盗色彩一样，西方海洋国家在对外扩张中也是能做买卖
就做买卖，能抢劫就抢劫。这是一股能量极大的势力。宗教妨碍了它，于是发生
了宗教革命和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冲破了探索自然的禁区，天文学、地理学、
物理学、航海技术等等，突飞猛进，发生了科技革命。
海外贸易和掠夺于是开始，这又刺激了制造业，也为商品生产提供了雄厚的
资金，于是就发生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促进了生产，推动了贸易，财源滚滚，
又为科学技术的进步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这是欧洲人走过的道路。
中国人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沃野千里，适合于农耕。
庄稼是要人伺候的，农业经济对于社会环境的要求是社会稳定、劳动力稳定。
现实需要中产生了民族心理。中国人宁做太平犬，不做乱离人。中国人安土
重迁，不愿意离开家乡热土。农民的眼光离不开一亩三分地，许多人终其一生没
有离开过乡里。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年复一年地在地里劳作，只求有个好年景、
好收成、好官、好皇帝。只要能吃饱肚子，他们就满足了。
对塞外的游牧民族和其他国家，中原农业区的人始终处于守势，筑长城在先，
海禁在后。明朝既筑长城又实行海禁，完全把自己封闭起来。就像种菜，把篱笆
扎得严严实实，不让狗钻进去，不让鸡飞进去，就可以安心睡觉了。
筑好了篱笆还不够。在这个篱笆之内，斗争始终不断，有时平缓一些，有时
激烈一些。这就要求协调人际关系，稳定内部。于是，政治哲学，亦即治学就十
二分地发达。于是乎，儒学就成了中国人的宗教，于是乎熟读圣贤之书的人就是
治国之才，科举就成了选拔此种人才的途径。
没有商业竞争，也就没有发明创造的必要
在中国，商人一直不吃香。中国历代统治者都重农抑商，商人在等级排名中
列末位，“士农工商”，还不如手工业者，比农民地位更低。
农民出身的洪武皇帝朱元璋的小农意识尤其强烈，他高度重视农业，而抑制
商业和金融业的发展。他的子孙禁止民间对外贸易和人员流动，就是继承了他的
思想。
清朝也如此，乾隆就说过，我天朝什么都有，不稀罕外国中看不中用的玩意
儿。
没有贸易，商品生产就没有必要。没有商业竞争，也就没有必要发明创造。
没有对外拓展的激情，也就不必要了解外部世界；不参与争夺，也就不必要发展
军事技术。
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就只能集中在社会科学方面，以及人与人斗的技巧方面。
统治者所有的精神就都集中在控制老百姓上面，百姓则把精神集中在对付身边的
人身上，所以就养成一种文化传统，难以抱成一团、一致对外，散沙一盘。结果
如何？一是积弱，一是积贫。这两个词，清末民初用得最多。
全球化将唤醒中国人的创造力
时至今日，如何求变？
不主动出击，被动迎战也可以，因为全球化将唤醒我们的创造力。
全球化不自今日始，早在1492年哥伦布的船队在圣萨尔瓦多抛锚时就开始了。
但中国人是在西方人一脚踹倒了我们的篱笆，闯进了我们的客厅和卧室之后才发
现这个人类历史上的空前巨变的。于是乎出现了洋务运动，出现了第一条铁路，
出现了造船厂，出现了兵工厂，一句话，出现了现代工业。
中国人开始了追赶。
但是，我们背负了太重太重的历史重负，追得好吃力，大汗淋漓，气喘吁吁，
可歌可泣。直到公元1978年，我们终于告别了人与人斗的传统，集中精力于生产、
科技和教育。
请留心观察，我们正在一件一件地甩掉历史包袱，正在轻装前进。改革开放
以来，我们的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科学技术日益进步。去年，我们把杨利伟送入
了太空。几年之后，我们还将把中国人送上月球。
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
发达国家为了保持他们的技术优势，对我国实行严密的技术封锁，欧盟解除
对华武器禁运如此艰难，本质上并非担心台海军事力量失去平衡，而是害怕中国
获得现代技术，因为许多技术是军民两用的。
中国的财力还有限，不能向科学研究作大规模资金投入。
民间科研刚刚萌芽，自主创新还在起步阶段，大多数企业还在为跨国公司打
工。
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连接还没有建立起来，科研成果不能迅速转化为生产
力。学校和科研机构目光短浅，追求目前利益，两眼都盯着钱。
学术腐败日趋严重，埋下了巨大隐患。
国家科研环境不理想，留不住人才，名牌大学成了发达国家尖端技术人才的
摇篮。
……
我们的追赶依然十分吃力。
但是，我们不会停住脚步。全球化竞争不允许我们停步。如果停滞不前，那
么，我们迄今为止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力量对比将与鸦片战争时没有
任何本质的区别。
我们没有退路。
压力也是动力，“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乘着全球化的东风，中华民
族这条巨龙必将焕发出青春活力，而腾飞于浩瀚的天空。
《环球》杂志：寻找“失落”的中国技术文明
文/《环球》杂志驻洛杉矶记者/陈勇
要用电脑才能复制的编钟
洛塔尔·冯·法尔肯豪森是一个德国人，地道的贵族后裔，一口普通话却说
得比大多数中国人还字正腔圆，他还给自己取了个中国名字——罗泰。
谙熟中国古代典籍，《周礼》《春秋》能信口道来的罗泰是加州大学洛杉矶
分校艺术史系的教授，也是中国商周青铜器考古的权威。
罗泰的一大成就，是发现了中国西周时期青铜编钟的工艺特色，特别是西周
时期编钟的高峰——曾侯乙编钟，是按照准确的音阶规律来设计制造的。
他说，一套编钟有8个钟，其中4个按“角徵羽宫”的核心音阶排列，各钟之
间的音阶排列极其精确，“如果现代复制编钟，要达到这种精确，要先用电脑来
计算”。
更让人叫绝的是，曾侯乙编钟是双音钟，一个钟其实能发出两个音阶，也就
是一套编钟发出的旋律更加宽广，能相当于两套的作用。
罗泰说，编钟是周代“礼乐”的重要象征物，表现了社会阶层的秩序——
“礼”，王室和诸侯能演奏的编钟，有严格的不同等级，这在《周礼·考工记》
有部分反映。
“很明显，周代的工匠是按照既定的音阶规律来设计制造编钟的，但他们是
怎么把音阶转变成青铜编钟制造时的物理标准呢？目前还说不清楚。”罗泰说。
现在人们只知道曾侯乙编钟是西周形制，但也结合了一些南方文化的因素，
这一时期的编钟工匠想必有很丰富的经验积累，他们把经验升华成了规律，同时
也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影响。
不过西周之后，编钟的制造水平就已经衰落了。东周时期的编钟，除了“角
徵羽宫”4个核心音阶之外，其他的音阶都已不再准确。
古人用金刚石打磨玉器
德国贵族后裔罗泰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但一个真正华人——哈佛大学四
年级物理博士生陆述义却已经不怎么会说中文了。不过，这位出生于克利夫兰的
华裔独辟蹊径，用现代物理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工艺技术，却接连取得突破性成就。
精美的中国史前玉器表面为何如此光洁？陆述义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姚楠、香
港中文大学的苏芳淑以及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乔治·哈洛等研究人员发现，早
在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国先民就已在使用金刚石和刚玉来加工玉器饰物。
研究人员用现代物理方法证明，中国人最早使用金刚石和刚玉，他们一度掌
握的技巧，用现代加工方法也难以企及。
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2005年2月号的《历史纪年》杂志上。人类使用金刚石
的历史由此上推了3000多年。此前科学界曾相信，古代印度人在公元前500年到
公元前300年左右最早使用金刚石。公元1世纪，古罗马作家老普林尼最早记录了
可能是金刚石的物质。
在南京博物馆研究人员陆建芳和王根富等人的参与下，陆述义等人研究了4
件玉斧饰物，它们是从中国浙江良渚文化遗址和江苏三星村文化遗址发掘出来的，
其中较古老的3件约是公元前4000年到公元前3500年的产品，较“新”的一件出
土于后期良渚文化遗址，年代大约是公元前2500年。
研究人员用X射线衍射、电子探微针和电子扫描镜等手段对玉斧表面的探测
显示，玉斧表面含有的细碎刚玉成分最高达到40%左右。
刚玉包括蓝宝石和红宝石，是硬度仅次于金刚石的天然物质，要将刚玉研磨
成如此细微的碎粒也只有用金刚石才行。
为了验证这一结论，研究人员还用金刚石、硅石、石英砂这3种现代摩擦剂
打磨加工玉石原料，并用原子力显微镜分别观察玉斧的表面和他们加工的玉石原
料表面，结果发现，只有用金刚石打磨的玉石原料，其表面才能和中国出土的玉
斧表面最好地吻合。
“即便如此，用现代工业方法加工的玉石，其表面的精致程度仍然不能与
6000年前中国工匠的产品相比，”陆述义强调。
这一技术的出现看似突兀，推想起来也有合理的根据。陆述义对《环球》杂
志记者说，他猜测史前的中国工匠为了制作出最精致的玉器“前赴后继”，在无
数次试验和无数次失败后才发现金刚石是打磨玉器表面的最好材料，而刚玉是用
来对玉器进行“粗加工”的。
离良渚文化遗址和三星村文化遗址约300公里的江苏北部和山东南部，各有
一个金刚石矿，这为他们的观点提供了合理的依据。
“中国螺旋线”
陆述义对玉器的研究始于1999年。他回忆说，自己从9岁时就开始对地质感
兴趣，并参加了一些地质学兴趣班。在普林斯顿读本科时，又开始接触和自己有
深厚渊源的中国文化。
当时他参加了一个中国历史讲座，教师说中国古代的玉器可能是用石英砂打
磨的，根据自己的地质学知识，陆述义产生了深刻的怀疑。“石英砂的硬度只稍
微比玉高一点点, 而中国古代的玉有些是很硬的，”他说。
根据自己从山间溪流里淘刚玉的经验，他认为找到刚玉只需要很简单的技术，
中国古代完全可以实现。由此，陆述义开始了对中国玉器加工技术的深入研究。
在此期间陆述义还有意外发现。他的研究合作者苏芳淑曾将河南淅川下寺的
春秋楚墓出土的、已知最古老的带有螺旋形纹的玉环拿来给他看。该座古墓的主
人死于公元前552年。
陆述义利用简单的数学和物理方法，对这只直径27毫米的玉环上的10个螺旋
形凹槽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它们与“阿基米德螺旋线”极为相符。
他用一个旧留声机模拟出了这样一个装置。该装置将一条细绳绑在留声机转
盘轴上，细绳两端固定在留声机上部一条细杆上，来回做直线运动的细杆会带动
转盘有规律地转动，悬挂在细杆上的尖笔最终在转盘表面划出阿基米德螺旋线。
陆述义认为，制造类似装置的技术在公元前550年左右是存在的。
因此，陆述义在2004年6月的一期《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中国可能
早在2550多年前就开始使用精密复式机械，这一时间比西方发明类似机械要早数
百年。而此前，中国古代玉器上的花纹雕饰曾被普遍认为是利用手工或只能进行
一种形式运动的简单机械刻出来的。
陆述义在文章中说，安徽寿县蔡侯墓、江苏吴县以及陕西西安等地，都曾出
土过带有精密螺旋形刻纹的玉环，这些刻纹的均匀性和精密度强有力地表明，它
们是由机械加工出来的。要想刻出这些“阿基米德螺旋线”，所用装置必须能够
将转动和直线运动精确地相结合。
陶工的旋盘等采用一种运动形式的简单机械，早在春秋时期之前就已在人类
社会中得到使用。而可精确实现不同运动形式转换的复式机械，直到公元一世纪
才首次在西方文献中出现。
陆述义说，由于以前认为是生活在公元前200多年的阿基米德最早明确提出
了有关螺旋线方程，因此保守地说，新研究结果至少将复式机械诞生的时间提前
了约300年。
这不仅表明中国有可能早在西方之前就开始使用精密复式机械，而且也意味
着中国春秋时期的机械化发展程度可能比原先认为的要高。他推测，用于雕刻玉
环上螺旋形凹槽的复式机械有可能是中国曲柄机械的前身之一。
为“失落”扼腕
如果说这些中国古代技术的诞生是历史的奇迹，它们的失落则更让人难以理
解。和西方技术厚积薄发流传后世相比，中国古代的技术创造每每“神秘”消失，
形成了历史的断层。
记者每次采访时都要问：“为什么它们没有留下来？”不过，就连考证出这
些技术曾经存在的专家们也只能猜测它们是如何消失的。
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认为，这些技术都只是在很小的社会上层得到应用，而
没有得到更大的“市场”，一旦社会出现变化，技术赖以存在的土壤也就消失；
而且掌握技术的工匠没有足够的条件将其中秘密传授下来，造成技术的断代。
青铜编钟制造秘密的失落，就可能源于东周时期中国的社会变革。罗泰说：
“编钟是只有君主和世袭诸侯才可以拥有的礼器，也只有他们才能动员那么多人
力物力来制造。”但是春秋以后“礼崩乐坏”，旧诸侯衰落，新崛起的贵族把主
要精力放在兼并和打仗等事情上，也不愿意“浪费”这么多资源来维持“礼乐”。
罗泰猜测，这种情况下掌握青铜编钟制造秘密的工匠很可能找不到市场，技
术秘密也就随着他们进入了坟墓。而且工匠属于社会底层，文士们尽管在《周礼》
中记载了编钟的形制，却没有完整记录它们是如何制造的。此后历朝中国君主为
了“光复文物”，也曾屡次试图复制编钟，但因为技术奥秘的消失，已再也制造
不出曾侯乙编钟那样的“绝品”了。
而金刚石打磨等技术失传，也可能如此归因。陆述义推测说，良渚文化时期
的工匠只能通过个人接触来传授经验，而没有文字等将他们的心得记录下来。良
渚文化的某些成果，比如种植水稻等对大多数人更加“有用”，更可能被古代中
国文明的主流吸收，而玉器打磨这样的技术，只适合一小批富人，因此在良渚文
化衰落时也就失去了踪影。
“我们研究的玉斧、玉环，很明显是从富人的墓里发掘出来的，也只有富人
将他们作为有某种宗教或仪式意义的物件，”他强调说。
目前已知中国最早有文字记录的时代是近4000年前的商朝，长江中下游的良
渚文化很可能和发源于河南地区的商文化没有直接联系，因此无法将金刚石的知
识记录下来。此后，中国历史中出现有关金刚石的记录已经是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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