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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不过，民族性格却不断变迁。翻开《春秋列国传》，你会发现，那时的中国人特别有血性。赵氏孤儿，七百壮士，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演绎了那个时候男人们的壮烈与决绝，告诉后代什么叫轻生重义，生死相许。
　　读春秋故事，你会惊异于他们的单纯和透明。春秋战国时的中国人，活得有声有色，死得爽快清白。在后人看来，他们也许有点稚拙，有点简单，但却像少年人一样让人感觉到生命的挺拔和亮丽。

　　在周边民族还处于沉睡中时，中国人已经开始了思想启蒙。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思想活跃，智慧奔放，智者辈出，学说林立。进入思想青春期的他们充满了创造的冲动和诉说的欲望，在早期中国文明史的天空中喷发成一道道绚丽的朝霞。

　　可惜的是，好景不长。一个叫嬴政的外表孱弱内心冷酷的男子挥剑过早结束了中国的青春期。秦始皇的过错不在于他统一天下，也不在于他修筑长城，而在于他视天下人为自己的猎物。他的老师韩非子告诉他，人是一种本性卑劣的动物，他们渴望的只有利益而惧怕的只有暴力，所以，人不值得尊重也不能相信。统治天下的方法就是“执长鞭以御宇内”，用法、术、势来束缚和操纵，就像对待拴在车子前面的牲畜一样。

　　这个历来被中国人视为雄才大略的人创立了一整套暴力基础上的统治方法，把人都变成了奴隶，变成了劳工，变成了为他驾车的牲畜。他“焚书坑儒”，“以吏为师”，“以愚黔首”，取消了民众的自尊和思想，终于达到“偶语者弃市，腹诽者诛，道路以目”的程度。中国人的群体人格受到了第一次粗暴摧残，人的尊严大打折扣，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者开始更能适应这个严酷的社会。

　　汉高祖刘邦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楚汉战争中，刘邦被杀得大败，带着一对儿女和谋士滕公坐着一辆大车逃跑。为了保住自己性命，让车子跑得快点，刘邦好几次把两个孩子推下车，都被滕公又拉了上来，气得刘邦“欲斩之者十余”。项羽威胁刘邦要杀了他的父亲做肉酱，刘邦却一副嬉皮笑脸，告诉项羽做成了肉酱别忘了分他一杯尝尝。

　　史书记载，“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他极富亲和力，看门的和大头兵和他都能一见如故，然而一转脸又能忘恩负义，刚刚坐定了天下就开始杀戮那些为自己卖过命的战友。这个满嘴粗话的地痞的胜利，宣告项羽式的高贵、矜持、理想主义已经不适于大一统之后的中国，而随机应变，不择手段的卑劣之徒却能脱颖而出。

　　秦汉以降，中国被安置进一套日趋成熟的“王霸杂用”的统治制度中，中国人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千家万户，安居乐业，鸡犬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典型的“蔗民小康”农业文明社会。同时也保留了上古社会一脉相传的稚拙单纯。中华文明遥遥领先于四邻，中国人民充满了泱泱大国的自豪和自信。这种自信在盛唐时达到顶峰。

　　盛唐是中国人永远的回忆。那个时候，中国是全世界最富强的国家，中华文明的灿烂光华一直辐射到欧洲。中国的四邻纷纷向中国表示由衷的敬意，毫无保留地向中国学习。长安的大街上，陈列着欧亚大陆各国的货物，随处可见来自各国肤色各异的商人和求学者。那时候中国人人格的基调是阳刚，开放，乐观，健康，进取。

　　盛唐没有学会裹小脚，谈道学，立牌坊，没有发明出那么多莫名其妙的清规戒律。女子丧夫可以再嫁，夫妻不合可以离婚，文人用华美的词赋公开歌颂性爱，诗人们用清新的诗歌表达生命的热情。中国历史上人格最健康的皇帝唐太宗出现在那个时候，他为人理智而又富于人情味，雄才大略又懂得尊重民众。最伟大的诗人李白也出现在盛唐，并且也只可能出现在盛唐，他飘逸豪放的诗风充分表达了那个时代的胸襟和气魄。

　　然而，地理的封闭，政治的僵化，文化的局限，酝酿多灾多难是这片土地的“乱治与分合”的制度性宿命。唐朝之后的一千年间，中国大地上政权不断更迭，外族屡次入侵，给我们的心理和性格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改朝换代”这个词在中国人心中的意义也许和其他任何民族不同。中国道德的根基就是“忠”和“孝”。君存与存，君亡与亡，此乾坤之大义。一女不嫁二夫，一臣不事二主，改朝换代对每个人特别是每个士大夫来说都是一个考验。改朝换代就像一个巨大的刑具，每隔一二百年，中华民族就要被缚上去，生割活剥，从一个家族的权力骨架上剥下来，移植到另一具骨架上。虽然每一次都会有无数的人“投井”，“堕城”，“阖家自焚”，然而，大多数人最终还是得选择屈辱地活下来。这对大部分国民来说，无疑是一个人格受挫和自我否定的过程。

　　不幸的是，中国的皇位实在太诱人了，历代皇帝都为保住皇位绞尽脑汁，然而改朝换代之频繁还是独一无二。不要说没有日本那样的万年一系，甚至也远不如古代朝鲜王朝那样稳定。自唐亡之后，中国历经五代十国两宋元明清。仅仅唐宋之间短短的54年，中国北方就换了梁唐晋汉周五个王朝。其中最短的后汉只存在了四年。

　　再好的钢材，你反复弯折它也会金属疲劳。再质朴的民族，在这样不断的尴尬面前也会变得冷漠。中国人的自尊和自信，本来是建立在忠孝为本的道德之上的，然而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对“忠义”的摧残，都是对“投降”的奖励。“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次摧折。走马灯式的攘夺皇位，使血性一次次被嘲讽，使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坚持、相信和认真。单纯和刚烈在这一次次弯折中渐渐消退，维系这个社会的道德纲常日渐被架空。不管从哪个方向来的大兵进城，都会有人熟练地插上顺民的牌子，摆上香案，跪在城门两边迎接。尽管这是极为少数的民族败类。

　 然而更大的惊诧还在后面。宋朝之后，跪迎大军的天朝子民两度发现马上的征服者居然是曾经臣服于中原王朝，嗜食腥膻的游牧“蛮族”。对于中原人来说，这又是一次新的巨大的心理打击。在蒙古铁骑野蛮的屠城面前，原来的天朝大国的子民只得接受被列为“末等公民”的耻辱，忍受长达百年的蒙古贵族暴政。满洲人南下，汉族人的境遇更为难堪。每个人都得把以前“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头发剃去，只留下头顶铜钱大一点，梳成一根辫子，作“金钱鼠尾”式。

　　忍辱偷生的生存状态下人格健康当然要受损。宋朝虽然衰弱，却出现了杨家将、岳飞、文天祥这样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草根民众的抗争也风起云涌。在此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了灵魂和身体的分裂。他们越来越熟练地把大道理和实际行动分开。越来越多的中国式智慧发展起来，比如“好死不如/赖活着”，比如“唾面自干”，比如“退一步海阔天空”，比如“个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谁又能说抗日战争期间出现那么多大大小小的汉奸，纯属历史偶然呢？

　　和改朝换代、异族入侵交错相伴的，是专制统治的日趋严密。

　　从秦始皇开始，几乎每一代皇帝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怎么样才能保证皇位永远不让他人染指？
　　这个问题是秦朝之后一千三百年间中国政治的全部焦虑所在。每一个皇帝都为此夜不安枕。

　　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千方百计扼杀民众的活力，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社会稳定。为此，就要防止人们独立思考，阻止人们自发组织，消灭任何能对皇权构成威胁的势力。

　　不论统治者在整个社会中所占的人口比多么微小，然而只要他掌握了绝对权力，社会就会不可避免地向着他所希望的指向发展。不管这个方向是多么荒谬，对绝大多数人们来说是多么的不合理。于是，一千三百年间，中国社会始终坚定不移地走向越来越严密的专制和越来越死寂的僵化。

　　继秦始皇创立了大一统制度以后，汉武帝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推行思想专制。唐太宗通过科举制度，把全社会的智力资源集中到功名利禄这一个指向，有效地防止了智力活动的多极多向发展。元朝皇帝们强化里甲和连坐制度，不许汉人使用兵器，甚至不许用菜刀。朱元璋则取消了丞相制，凭借小农本能，把中国社会蜕变成了一个大村子，他自己充当事事都要管的村长。全国老百姓穿什么样的衣服，住什么样的房子，房后种什么树，院子里养几只鸡都得由他一人规定。清代干脆连内阁也取消，彻底把天下变成一个人的天下。为了不让人们乱说乱动，清代最伟大的三代帝王康熙、雍正、乾隆更是把文字狱推向极峰。一个道士提出人是用大脑思考而不是用心思考，被康熙认为是“危险人物”处决。精神病患者发病时自称皇帝，被乾隆凌迟处死。文字狱的盛行甚至使朝廷的大臣们之间都不敢相互通信，不敢写日记，生怕被人抓住把柄。

　　皇帝们的智力接力，使得中国的专制制度达到了近乎完美的地步，中国社会终于融成了铁板一块。这个社会的本质特性就是超稳定，对任何改革的愿望都给以毫不留情的打击。由于不惜代价以换取稳定，千余年下来积累了无数的弊病，然而想要改变一点，却几乎不可能。数亿人的智力被牢牢禁锢，活力被有效扼杀，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如同带着沉重镣铐的囚徒，就像清朝末年的外国观察家所说的那样，极端麻木然而又极端富于忍耐力。

　　中国历史越往后翻捡，人文气息就越淡，高贵、仁慈、宽容、尊重这些美好的字眼越来越稀少，代之而起的是越来越重的猜疑、自私、残忍和卑鄙。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夺得皇位后，把敌人的女儿们送到妓院去当妓女。有一天，太监禀报他说，这些妓女们平均每天被二十条汉子轮奸。年小的都怀身，节除(夕)夜生了个小龟子，又有个三岁的女儿。朱棣闻听，哈哈大笑，说道：依由他，小的长到大，便是摇钱的树儿。

　　明朝后期，太监魏忠贤在朝廷畸形的权力变迁中居然成了主宰大明命运的人。这个赌博喝酒之外一无所能的文盲加地痞把大明天下搅得天昏地暗，然而却有无数翰林进士公卿大臣拜倒在他门下，做他的干儿子。

　　上述分析当然是粗线条，感性化，不成熟不周密不严谨不全面的。然而，有一点是不证自明的：正如任何一种生物性状背后都有基因的决定一样，中国国民性的所有负面表现都可以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找到原因。

　　曾经有无数热血沸腾的仁人志士，看到了这个社会的重重弊端，挺身而出进行改革。然而从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到康有为维新，几乎所有改革家的下场都是身败名裂。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些改革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前进。

　　在暴力和专制面前，先人们进行过壮烈的抗争。中国历史上有过无数次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掀翻过一个又一个专制王朝。然而，不论反抗多么顽强多么壮烈，最终还是没有逃脱被征服的命运。无数次的揭竿而起，以血流成河人口减半的代价，并没有换来人民权利的伸张，反而使专制制度越来越严密。

　　所以，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西方观察家们看到了这样的景象：“这种忍耐力导致了在中国所看见的最悲惨的景象：富人的食物多得吃不完，很容易夺取，然而近处却有成千的人默默地饿死了。对这种古怪现象，中国人已经习以为常。”外国人奇怪的是，灾荒年月那些饥饿绝望的难民，“却不团结起来，向地方官员要求一些救助”。外国人反复地询问这些灾民，得到的回答是：“不敢。”

　　在中国历史的官场上有一条著名的“淘汰清官定律”，清官在官场里注定混不下去，贪官却能如鱼得水。 所以一些人不认真，差不多就行。中国人讲究中庸，圆通。只有没有棱角的人才能在许多场合如鱼得水吃得开。

　　一些中国人缺乏坚定信仰，是因为从一定程度上说整个中国几千年来就是个劣性竞争的大舞台，越是心狠手辣背信弃义表里不一如刘邦朱元璋慈禧太后者越有可能取得成功，当然他们必须有足够的演员素质，能装得仁义无比；而越是天真仁慈的人越遭到惨败，比如那个好面子的项羽和圣贤之书读得很好的建文皇帝朱允炆。由于帝王们的无耻表演和破坏性使用，仁义道德三纲五常的效用实际上很早就部分破产了。我们在历史上经历了太多的欺骗，所以我们不太容易信任何东西，并且也不相互相信。皇帝总怀疑功臣们要夺取皇位，所以必须杀了他们才能放心。连最仁慈的皇帝李世民在玄武门杀了自己的兄弟之后，还毫不手软地把他们的儿子们也都杀光。

　　所以我们缺乏平等与合作的能力－－即缺乏民主政治文化。朋友合伙做生意，最后会因为钱而成为仇人，因为谁都怀疑对方多吃多占；在封建大家庭中，充满了勾心斗角小肚鸡肠。所以有了那句著名的流行语：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是一条虫。

　　正如鲁迅所说，中国历史上只有两种时代，一种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另一种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过去的中国人从来没有过当家做主的感觉，这个国家只是别人的私产。他不过是别人的奴隶，所以没有必要替别人去珍惜什么东西。人们只会爱惜自己院墙之内的东西，对院墙之外的东西，同样的人们却有着旺盛的破坏欲。路灯虽然并不碍自己的事，但是一定要打坏；漂亮的广场，可以毫不心疼地弄脏；虽然一家只得到了一块砖，但雷峰塔也一定要倒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