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61年罗伯特.赫德进入海关时，大清海关税收仅有490余万两，4年后的1865年就涨到830万两，1875年又增加到1200万两……到1908年赫德实际离职时，已经达到3020万两！海关税收占清政府财政的比重也从9%迅速提高到了24.35%。这样的业绩，甚至高于同时期的诸多列强海关的增幅。
古代中国作为一个长期“内循环”的帝国，“唯才是举”多半是个安慰庶民口号，自己的人才都往死里整，更不要说用非我族类的外人。除了在盛唐有部分老外当官的记录，其他的时间，异族在中国政坛几乎连打酱油的角色都没有。但在满清后期，却有一个英国人，官至一品大员，把持大清海关48年之久。他不仅一手缔造了满清唯一不贪腐部门的神话，而且在各个方面深度介入中国政治，为满清续命做出了关键的贡献，堪称帝国经理人。
一、学霸的中国之旅
1853年，随着满清国门被大炮一点点的轰开，英国对华贸易激增，急需大量外交人员常驻中国。英国外交部为此要求各大学推荐人才，时年19岁的学霸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刚刚从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毕业，正准备继续攻读硕士。学校看了外交部的意向后，决定推荐他去。这个偶尔也写写小诗的文艺青年，出于对神秘东方的向往，答应了。
可能赫德也没有想到，这个决定让他此后余生都和中国绑在了一起。
赫德出身于中产之家，少年时因为学习过于勤奋，被同学冠以“焖烧锅”（Stewpot）和“远大屁股” （Consequential Butt）的绰号，看得出来这个年年拿奖学金的学霸的不仅闷骚，而且志存高远。
1854年5月，赫德拿着父亲赞助的50英镑，奔赴中国。他在来中国的船上，在日记里面写了一段“官迷”心声：“我踏入政治生活之后，我的目标总是要做官，只要吸引我，不管是哪个部门。”在香港，天资极高的他仅仅用了3个月就学会了汉语和广东话。他还按照中国士大夫的习惯，给自己取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字：鹭宾。
面对没落的东方帝国，西方外交人员普遍心高气傲，但年轻的赫德不同，他并没有把自己困在洋人的小圈子里，很快就摸清了中国的国情，和很多满清官员，比如两广总督劳崇光交上了朋友。1858年3月，赫德被调去广州，担任广州领事巴夏礼的翻译，正式登上了他将要大红大紫的舞台。
二、烂透了的大清海关
满清立国之后，因为郑成功的先例，特别害怕沿海民众通过海上反清，所以实行“迁界禁海”，长期都严禁对外通商——“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直到1683年剿灭台湾郑氏之后，才重新准许开海，相继设立了闽、粤、江、浙四大海关负责征税。但是满清并不重商，只要外交内政有点风吹草动，就闭关锁国了事，所以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实际上只有广州一口通商，粤海关成为西方贸易唯一通道。
满清自认上邦，万物皆备于我，有“内循环”足矣。所以把对外贸易当做施恩外夷的举措，朝廷要的不过是“八方来朝、四夷宾服”的满足感，根本看不到对外贸易的巨大潜力，所以完全不重视，海关征税的标准极为粗糙：关税的征收仅有两项，船钞和货税。所谓船钞按造货船长短征收，分12档；所谓货税大概是4%。这种简单粗暴的征税方式当然不可能有什么好业绩，乾隆末年粤海关每年账面收入不过110余万两白银，仅满清财政岁入的3%。
国家虽然没收到钱，海关官员们可都富了。清廷本身腐败盛行，海关衙门也一样，腐败成风，处处溃烂。粤海关巧立名目私设的各种税费多达70项，所得统统被私分。早在1763年，两广总督苏昌就上奏说粤海关私自设立税目捞钱，每年私分六七万两。羊毛出在羊身上，洋商对此非常不满，屡次要求减免，但嗓子喊破也没有回应。
除了巧立名目，海关还和商人勾兑，少报货物，中饱私囊。比如1852年，江南道监察御史梁绍南就上告朝廷，说粤海关每年进口糖类不下五、六千万斤，但在海关的记录上，仅有四分之一。梁绍南痛心疾首的说，“大帮货物，近年税册，俱觉寥寥。广东如此，外省各关口均同此弊，概可想见。”
但是朝廷何尝不知呢？海关作为肥缺部门，向来主事都是由皇帝直接钦派，中层肥缺也都是裙带关系塞进来的关系户。比如嘉庆23年，粤海关主事就将24位家人和41位手下一次性安排到各关口。大家都心照不宣的捞钱，谁好意思说谁呢？皇帝派我来，不就是让我捞钱吗？这种烂透了的衙门，不过是满清整个官场的一隅。
三、因祸得福的上海海关
1853年9月，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起义军迅速攻占上海县城，把设在上海的“江海关”库存的银子洗劫一空。江海关监督吴健彰逃入租界。
大清的官员们都跑了，江海关也就瘫痪了，洋商们就乘机拒纳关税。按理这对于洋人是好事，但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却站出来多管闲事。他认为趁着满清被揍不交税道义上说不过去，以后不好打交道；而且取消关税将在各国商人间引起恶性竞争，对市场稳定不利。所以阿礼国干脆就和法国、美国领事商量，要不咱们成了一个临时海关，替满清收税，等局势好转了，再移交给满清自己来。
清廷对付起义已经焦头烂额，那还管得上收税，这个时候居然还有这样的雷锋，很快就答应了。
1854年7月，英、法、美三国联合成立的新海关在苏州河北岸挂牌办公，它的章程出自英国驻沪副领事——22岁的李泰国（Horatio Lay），这个新海关完全推翻了大清海关那套陈腐溃烂的制度，取而代之以欧美现代的海关制度，成效可谓立竿见影——两年后，小刀会起义被平定。新海关将两年内收到的70多万两银子税款，一分不少地移交给满清。
要知道，当时由于太平天国动乱，满清大部分海关都受影响，全国海关的收入都才200万，洋人主持下的江海关一口两年就收了70万，比满清正常年份自己收的多好几倍！
曾国藩听说这件事后，大为感叹说：“洋人代收海关之税，犹交还七十余万……彼虽商贾之国，颇有君子之行。” 大清这个感动啊，你们既然干得这么漂亮，那就继续干吧。
四、初露锋芒
1859年，两广总督劳崇光一看上海海关在洋人的打理下焕然一新，收入飙升，也受到了启发，于是就邀请和自己很熟的赫德在广东筹建一个新海关。
但是作为领事人员，一臣不可侍二主，一边是领馆的小职员，一边是大清的高官，吸引力不可同日而语。赫德很快就辞去了英国方面的职务，于当年5月出任粤海关副税务司——时年仅仅24岁。跨出了人生最关键的一步。
赫德此前并不懂海关业务，但作为学霸学习能力超强，触类旁通。在借鉴英国的海关制度之余，他还给在上海海关声名鹊起的同胞李泰国写信询问。李泰国当时已经说服清廷，把上海的成功经验推广开来，将其他海关一并划入他的管辖，成立全国统一领导的海关税务司。所以他干脆劝赫德来当自己的副手，赫德答应了。
1861年，总理衙门正式委任李泰国为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为副手，统领各口岸新设海关。但是李泰国为人倨傲，骨子里看不起满清，所以和清廷在合作上一直不愉快，爆发诸多矛盾。1863年李泰国被清廷解职，赫德正式接任。
赫德28岁一起步，就已经是满清的正三品官员，外加按察使衔。这是别人一生都无法企及的高位。满清之所以选择赫德，其实最初是看中他的性格。赫德为人温良谦让，很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气质，对洋人比较抗拒的那些中国传统的繁文缛节他也能安之若素，身体力行。决定启用赫德的贵人——恭亲王奕?就评价赫德：“虽系外国人，察其性情，尚属驯顺，语言亦多近礼”。
当然，赫德并非只有礼节，能力更是关键。当大臣文祥第一次把赫德引荐给恭亲王奕?时，针对恭亲王对海关事务的疑问，早有准备的赫德立马拿出了九条解决方案，让奕?对他的业务水平和能力折服。同时，赫德深知自己是给清廷打工，所以他一上任就公开宣布：“本总税务司之所期待者：为中国政府恪尽职守，为关员谋求稳定满意之职位与优厚之薪给”。
这种话，老板开心，员工喜欢。机会确实是给赫德这样的人准备的。
五、大刀阔斧
让洋人来管理中国事务，听起来好像是对国家主权的侵犯，但这对于满清完全是主动的选择。在英国外交官威妥玛与中共总理衙门大臣文祥谈论海关改革事宜之时，威妥玛曾表示，中国海关的改革，不一定要用英国人，也可以用中国人。
没想到文祥马上回答，“用中国人不行，因为显然他们都不按照实征数目呈报”，并且还举例说，原来管理江海关的薛焕，近三年来根本没有报过一次账。文祥作为满清高官，不惜自己打脸，算是说了一句大实话。
赫德在中国混迹经年，当然也知道旧海关的弊病所在。所以他上任后大刀阔斧，从制度和体制完全翻了个天。他的几板斧主要是：
第一，海关系统垂直领导，完全独立，行政、人事、财政和清廷官场彻底隔离。赫德只对总理衙门负责，海关内部只听赫德之命，满清其他官员无权插手海关事务。为了彻底斩断牵连，防止受到地方官场影响，各海关的主要管理职位大换血，全部引入洋人的专业人士担任。英语是海关内部的工作语言，一切报表、公文都以英语起草。满清官员想看也看不懂。
第二，海关内部引入了独立的监察体系。赫德抛弃了传统的中式记帐法，引入了英国当时最先进的会计、审计、统计制度，这套制度当时在英国也才刚刚起步，在全世界范围都是先驱。进出口货物须按章征税，申报、查验、估税、审核、征税、交款直至验放各个环节都有相应章程作为依据。这个制度引进来之后，在海关内部做假账玩变通，就几乎不可能了。
第三，逢进必考，高薪养廉。跟今天的公务员制度一样，赫德在海关也实行了逢进必考的制度，不管是什么职位，统统要考，而且还是全球招考！每次公开选拔，都会在上海、九龙、广州、青岛和伦敦等地设置考点，不管是谁介绍来的人，必须参加考试。1865年全国14个新关共有中高级雇员71人，其中英国人46名，美国、法国各9人，德国5人，丹麦、瑞士各1人——完全是国际化的队伍。能吸引人才的关键当然是优厚的薪酬，赫德领导下的海关同等职位是满清官员薪酬的两倍有余，还引入了中国最早的绩效考核和养老金制度。比如中级职位年薪最多可达9000两白银，这是满清一品大员的工资。赫德本人的薪酬和清朝的亲王（年俸一万两白银）相当。
第四、严惩贪腐、失职。在赫德手下没有“下不为例”，一经发现贪腐，立即开革，失去所有一切。严厉到什么程度，广东海关的一位外班关员仅仅私受报关人员一条鲜鱼，就被开除，永不叙用。甚至赫德本人也要负连带责任。1873年4月，一个副税务司的失职造成了海关23000两银子的损失，赫德认为自己有失察之责，用自己的钱填补了这个亏空。在如此严厉的制度下，本身工待遇又好，大家自然没有贪腐的动力。
赫德曾经对大臣文祥解释他的制度：我不相信“人性本善”，我相信“人性本恶”，所以反腐的出发点就是要把腐败的成本提高到不能承受的程度。
1933年《申报月刊》刊文抨击海关招录华人员工较少，却同时也承认：“海关为客卿管理之最大成绩，即税收确实奉公，人员廉洁自持，几鲜营私舞弊之恶习。”在赫德之前，仅仅是粤海关一家，在乾隆年间就先后有6位一把手前腐后继，被革职、抄家、流放……海关糜烂，人尽皆知。在赫德掌控中国海关的48年中，有记录的海关的贪污、滥用公款或其他不正当违法行为的案件仅仅5起，这在晚清官场无官不贪的大背景下，堪称奇迹。就算是放眼全世界文明国家，恐怕也很难找到与之比肩者。
六、鞠躬尽瘁、成效卓然
如果一个官员光是清廉，但没有业绩，就像海瑞那样的沽名钓誉、治下乏善可陈的人，其实也是没个鸟用的。赫德在打造了最廉洁的海关队伍的同时，也用极为傲人的业绩证明了效率。
1861年赫德进入海关时，大清海关税收仅有490余万两，4年后的1865年就涨到830万两，1875年又增加到1200万两……到1908年赫德实际离职时，已经达到3020万两！海关税收占清政府财政的比重也从9%迅速提高到了24.35%。这样的业绩，甚至高于同时期的诸多列强海关的增幅。
满清号称中兴的代表事件——洋务运动中的许多新事物，如京师同文馆、神机营，江南制造总局和天津机器局、福州船政局、赴美留学使团、驻外使馆和1875年以后的新海军计划的一部分或全部经费基本都来自海关关税。可以说，正是赫德这个财神爷的出现，及时为大清找到了一个稳定可靠的钱袋子，为大清加了血、续了命。这套高效的海关管理体制，被历届的民国政府全盘继承，一直运行到1949年。
除此之外，赫德还根据实际需要不断扩大海关的附属职权。1868年他下令在海关体制内成立海务部，中国第一批灯塔、引水船以及保证航行安全的航道浮标、信号灯便是在这个海务部主持下修建。在1868年，赫德又买了第一艘海关缉私舰开始打击海盗、海上缉私以及查禁鸦片贸易。1887年海关关舰“福州”号成功铺设了从台湾淡水通往福建厦门的中国第一条海底电报电缆线。1896年，朝廷又批准开办全国邮政，由赫德总司其职。所以赫德也是中国的现代邮政系统的创建人。
如此傲人的功绩，其实也从侧面印证出赫德这个工作狂近乎搏命的付出。
有人用“三不停”概括赫德的作风——脑不停，每天都在不停的思考新东西、新制度；手不停，亲自撰写公文布置工作，现存的1861年到1908年4000多篇通令绝大部分都是他亲自撰写；腿不停，天天跑总理衙门沟通，每年还要花大量时间到各口岸巡查。为了提高效率，他都是站着办公。
1854年到达中国以来，赫德始终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只有在1866年回国结婚，和1878年省亲两次请假记录。一个人在异国前后工作54年，只请了两次假——这种工作态度，恐怕放在今天，也无人能及。如果你是老板，恐怕也没什么话可以说。满清放心把自己的钱袋子交给赫德几十年，绝不是偶然的。他自己在日记中对雇主也可谓忠心耿耿：“我必须时刻牢记，海关是清国衙门，而非外国机关。既然如此，每个公务人员都必须围绕清国的利益开展工作”。
恭亲王奕?曾经说：“如果有100个赫德，大清的事情就好办了”。问题就是当时的大清四亿众生，一个赫德都没有。
七、深度介入中国外交政治
赫德除了在海关事务上的卓越贡献，作为一个英国人，他在满清其他的政治事务上也贡献颇多。
1865年赫德写了一篇《局外旁观论》上书清廷，阐述自己对中国转型的思考，列举改革建议，并且劝说清政府派员出国考察。最终清廷接受了部分建议。可以说，《局外旁观论》事实上是吹响了洋务运动的号角。1879年，他又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海防章程，建议增设总海防司署，并协助满清购买舰船，北洋舰队的建立，他功劳不小。
赫德做为英国人，在外交上也为维护中国利益做了很多努力。
1863年为调停李鸿章和“常胜军”指挥官戈登因为“苏州杀降”引发的矛盾，赫德坐船加步行花了4天历尽艰险从上海到苏州，最终说服双方；1876年，中英因为“马嘉理”爆发冲突，几欲刀兵相见，赫德出面调停，协助签订《烟台条约》；1884年中法越南冲突爆发后，赫德又派人赴法国调停，最终说服双方在天津签署《中法新约》；1900年的庚子之乱中，赫德本人也被困在英国领馆，英国方面甚至为他发了讣告……但是他一出来，就代表总理衙门和各国商谈停战，为了逆转舆论，他甚至专门在英国报刊连续发文，阐述维护中国独立的好处。
赫德还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他通过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Rockhill），间接使得美国于1899年发出了著名的“门户开放”照会，避免了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
《辛丑条约》，其中赔款4.5亿两白银，赫德劝说列强宽限还款期限，分39年还清就是他的建议。可以说，赫德的职业生涯如果全部展开，基本就是晚清历史的全景图。
八、声誉的倒转
1908年，在为清廷效力48年之后，73岁的赫德身体已经无法支持高强度的而工作，萌生退意。他从海关卸任，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走的时候特地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留下一个中文纸条：“1908年4月13日上午7时，鹭宾·赫德走了。”
赫德回国当天，清朝大小官员、各界名流及欧美驻华使节共计上千人前往送行，在苏格兰名曲《友谊天长地久》声中，送别这位为中国燃尽一生的英国人。
3年后，在满清风雨飘摇的前夕，赫德在英国去世。
当然，满清也没有忘记这个给自己续命的人，1886年赏花翎、双龙二等第一宝星，1889年官阶升为正一品，1893年，赏三代一品封典，追加尚书衔、太子太保……累加封号，史无前例。可谓在华洋人为官的第一人，空前估计也绝后。
到了民国也没有忘记他。北京、上海、香港三地都有以“赫德”命名的道路。1914年上海外滩树立赫德铜像，以示纪念。而今，除了香港的赫德路还在，其他都已经烟消云散。甚至在而今的教科书中，赫德作为“英国侵华的主要代表人之一”，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进程中，晚清丧权辱国的铁证。
这个恐怕是赫德想不到的。
九、怎么回看历史
赫德在中国演绎的传奇，能给百年后的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我想主要有两点。
一是专业的事一定要专业的人。人类社会越进步，社会分工就细化，很多需要极高的专业素养和经验的领域，并非传统的行政官僚可以胜任。
赫德的身份其实放在古代，并不奇怪，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如张仪、苏秦、李斯、吴起这样的所谓“客卿”。客卿们靠自己的政治素养、雄辩口才和军事才能为诸侯服务，以此安身立命、建功立业。专业人才的大流动，不仅促进了各国的竞争和提升，更促成了有周一代八百年华夏灿烂文明。
放在今天，客卿就更不稀奇——这不就是职业经理人嘛。企业的老板、董事长，邀请一个专业人才来当总经理、总监，各取所长各取所需，实在是再正常不过了。为什么换成政府部门，就会变成民族情感上过不去的坎呢？你们公司来个大牛的洋人总监，难道你就受辱了？一定要同族的贪官污吏骑在你头上，你才舒服？
在国家治理中，很多行政领域是必须要求极高的专业素养的——比如外交、司法、税收、财政、教育等，绝对不是随便拉一个根正苗红、骂街凶猛、八股文过关的官僚过来，就可以指点江山。
昏聩如满清，尚且知道这一点，在风雨飘摇中果断任用了蒲安臣、戈登、帛黎、赫德这样的会念经的洋和尚，在外交、军事、邮政、税收都取得了无可置疑的成效。而今，怕是很多人还赶不上满清的觉悟。
二是好的制度不分中西。赫德在大清海关施行的这一套制度，有自己的创造，但基本上是从当时的英国以及欧美国家现成的制度移植过来的。最先进的制度移植到最古老的帝国，并未出现任何排斥，反而立竿见影、运作有效。
我们试想一下，如果同样的制度，由大清指派官员来执行，那么能成功吗？就像猴子拿着机关枪，可能觉得还没有棍子好用。一定跟洋务运动一样，以失败收场。最后还要叹息：“不符合大清国情”！
其实只要是人类社会，都遵循着某些特定的规律，不存在各方面都特殊的国情。“大清自有国情在”这种说法，不过是爱新觉罗家为保江山永固骗人的鬼话。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都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制度，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晶，是有普适性的。只要你下定决心，像赫德一样，从里到外认认真真的执行，西方移植的制度，一样可以很成功，甚至比原产地还成功。
当然，赫德带给我们的启示还远不止这些。比如历史观。
我们甚至不需要唱什么赞歌，只需要有机会客观的审视一下赫德的功绩，自然就会对那些所谓充满屈辱的历史有新的认识。很多愚昧导致的屈辱，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造成的。事实上，别人给你带来的是文明，是进步，而不是屈辱。
众所周知中国人有个优秀传统就是，专业的事情很扯淡，扯淡的事情很专业。在帝国体制下，艰难的仕途成为唯一的上升通道，专业人才难以寻找出路，不想成为奴才，就只有甘当废柴。自己明明做不好的事情，别人做好了，不承认、不反思、不记得。把所有自己的毛病用仇恨的帝国主义标签一贴上，就理直气壮光明正大的诅咒和遗忘。
赫德曾经饱含深情的说过：“中国将会有很长时期的挣扎，还会做错很多的事情和遭受极大的灾难，但或迟或早，这个国家将会以健康的、强大的、经验老到的姿态呈现于世界。”
这话说了一百多年，前面已经预言成真，后面希望没有说错。
参考文献：
《中国第一客卿：鹭宾?赫德传》，卢汉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版
《粤海关志》，梁廷枏总纂，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清代关税：1644-1911年》，倪玉平
《上海海关志》，上海社会科学院，1997年版
《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陈霞飞主编第七卷，中华书局1995年版
《晚清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以近代海关为中心》，戴一峰，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4期
《中国海关行政之鸟瞰》，沈达时，《申报月刊》，1933年，第2卷第1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