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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其反文化特征闻名于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常常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焚 书坑儒”的比喻流传于文字记载之中。其实，这是一种并不全面的历史错觉。就其全过程而言，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顺从与抗争，幻灭与追寻，疯狂与觉醒错综交织，相互转化的政治思想运动。颇具讽刺意义的是：“焚书”的结果是激起了一代青年 人倍增的读书欲望；反文化的悖论是造就了他们对人类全部文明，尤其是异质文化如饥似渴的汲取。与熟为人知的狂热的红卫兵运动相伴相随的，文革中的中国还有过一场不为人知的冷静的地下读书运动。

◇　学会的兴起：读书运动的初次尝试
　这场自发地蔓延于全国，自觉地发自一代人心底的读书运动，滥觞于一九六七年全面内战中。经历了“一月革命”，“二月逆流”和六、七、八月的全国大武斗的文革，已成了一场全民族的“革命”与“被革命”的循环混战。曾经是运动主力的青年红卫兵此时的地位和处境已发生了极其微妙的变化。一方面，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如老红卫兵，已被文革的发动者抛弃并赶下了历史舞台（取缔联动）。 另一方面，革命造反红卫兵虽还在冲冲杀杀，但由于他们不甚听话而开始受到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批评与打击（如对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的镇压和毛泽东对“小将犯错误”的多次告诫）。更为重要的是，对文革新政权的失望，使他们蓦然间发现他们为之奋斗，为之献身的沉甸甸的革命目标成了一场轻易的骗局，他们心中的问号便迅剧地叠列了。一位北京中学红代会的常委在目睹“自己曾经抱以极大期望，并以满腔热血为之奋斗的‘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政权，只不过是一种欺人耳目的形式”后，有这样的感觉：“正是在那所谓‘权力之巅’的时候，我开始产生了苦闷，也产生了一种被愚弄的感觉。从这时候起，我开始重新认识‘文革’的目的，思索自己多年来据以认识世界的思想武器，然而总是对不上号，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我把自己投入到书籍的海洋，从马列著作开始，去寻求答案。”——这种当时思想型的青年红卫兵中相当普遍的心态，便是十年文革中蔓延全国的地下读书运动的缘起。

　　一九六七年夏秋之交的中国，青年学生群中忽然冒出了一连串公开的“读书会”式的组织，这些组织迥异于时兴的“总部”，“司令部”等名称，更不以“夺权”，“文攻武卫”为其宗旨，相反以当时罕见的“学会”，“学社”，“研究小组”等一新人耳目，更以读书学习，独立思考，研究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引人注目。其中较著名者，有北京的“共产主义青年学社”，武汉的“北斗星学会”，上海的“反复辟学会”和“东方学会”，湖南和山东的“毛泽东主义小组”等等。由于毛泽东指导文革的理论的前后矛盾和不断出而反而，以及对无休止无规则的全面内战的厌倦；无论从这些“读书会”宣言的文风上还是从他们的读书实践中，都可以看到这一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的独立于官方意识形态之外的精神禀赋和作为某种民间异端思潮的发展趋势。武汉“北斗星学会”在其宣言中对文革以来的浮泛于世的争权夺利的现象不肖一顾，指责“那些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而又好以势压人，进入官场的人，管他司令也好，佛爷也好，在历史的长河中，终于混不了多久，大浪淘沙，决少不了他一份”。由北京大学学生何维凌，王彦等人组成的“共产主义青年学社”的宣言更是一篇“文词华丽的……有反林彪倾向的”檄文。为此，“学社”被宣布为“反动组织”，何维凌等人住进了秦城。由上海青年工人何是等人组织的“东方学会”似乎走得更远，他们公开学习被官方激烈批判的“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理论，并从哲学的角度倡导资产阶级个性主义。在发表他们读书心得的《东方论坛》上，他们为刘少奇的“吃小亏，占大便宜”论翻案。他们还对毛泽东破私立公理论中虚假的“忘我”论提出挑战：“在破私立公的革命中，‘忘我’两字颇为流行。我们真的‘忘我’吗？不！不能！我们活着绝不应当丢开‘我’不管，也不可能真正忘我……”；他们强调“代表无产阶级整体意识的党”不能“脱离每个无产者的肉体而变成新式的上帝”。与上述公开的理论反叛相左的是，湖南和山东的“毛泽东主义小组”却是从研究“毛泽东主义”中走上了离经叛道之路。在对比了“反右”与“文化大革命”对中共体制的冲击后，他们得出了“反右斗争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夭折”，“五七年以来的反右，整风运动，反右倾几乎全部错了”的结论。他们还公开号召“一切善于学习，敢于想，敢独立思考的人，组织起来”，建立一个独立于中国共产党以外的“毛泽东主义政党”。自然，这些公开的“读书会”无一不被取缔，这少数觉醒中的青年红卫兵成了这一读书运动的第一批殉道者。

　　与这批最早的离经叛道者相比，大多数的青年红卫兵仍处在相当普遍的疑惑、 彷徨，和痛苦的思考之中。一位一九六七年组织了“一个自发的文革研究小组”的红卫兵曾回忆道：“六七年夏季时大规模武斗爆发，由拳头，石块升级到棍棒，长矛，再发展到枪炮。许多人十分困惑，感到不应该只是狂热投入文革，还要研究它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和总部几个工作人员，主要是机关报编辑，自觉地看书（主要是马列理论，兼及历史，政治），搜集全国运动情况，定期交流看法。到了一定的程度，我们形成了一套颇为系统的观点，不同于总部头头热衷于打派仗”。或许，后来成为“民主与法制”倡导者的王希哲的回忆更能说明这一代人的思想轨迹。这位“李一哲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曾回忆一九六七年的这种读书会和讨论会道：“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是走资派？有无‘主观走资派’与‘客观走资派’ 之分？中国的十七年特别是教育部门的十七年究竟是红线还是黑线占统治地位？文革两派的实质和解决它的正确方针是什么？等等。这一系列问题的深化讨论，又不可避免地触及了过去没有触及过的哲学领域的一些问题，如毛泽东思想是否也是一分为二的，决定事物性质的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的转化，量变与质变及其临界点的确定等……虽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当时辩论的双方的持论都未免幼稚，甚至它的某些前提本身即属荒谬，也不可能在那种大环境下得出什么正确的结论，但它对我们这些已经为文化大革命付出那么大代价并希望理解文化大革命的青年学生来说，是一次重要的启蒙，可以说，这一次关于文革理论的讨论几乎决定了我后来一生的道路和命运。我渴求获得更多的政治、哲学、历史的知识。”为了读书与讨论，王希哲甚至利用武斗中控制的广东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图书馆，“从建工局医疗所楼爬进了哲研所图书馆偷了一旅行袋书籍，包括有《三个国际的历史》、《托洛茨基传》、《联共布党史》、《经济学辞典》等…。我在造反楼辟了一间小书房躲进去读书……”

　　王希哲的经历自然而然地引出了这一读书运动的两个极为重要的课题——书和人对书的渴望。就书的轨迹而言，这一代人一开始读的是马列的书，即他们企图在马列著作中寻找毛泽东思想所无法解决的答案。可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政治信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对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和学术流派的马克思主义来说，不管其正确与否，毛泽东与他的同僚们在文革中宣扬的东西都是一种它的简单化与庸俗化的变异。然而，他们都偏偏要自称为马克思主义最正统的继承者和发展者，要人民群众去“学习马列”。这样，马列主义的著作成了文革中广大青年唯一可以合法学习，汲取的，除毛泽东思想外的主要思想资源。尽管文革中的青年人并没有到达很高的系统性的马克思主义水准，但仅他们在政治动荡中接触的有限的马列主义著作，便已使他们发现了差异、鸿沟与矛盾。如同《革命之子》(Song of the Revolution)的作者梁恒在回忆他文革中学习马列的结果时所言：“悲剧使我更急切的想要找寻更多的知识。我读遍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选集，以求更加了解社会主义，但是我愈读得多，愈会拿我们的社会主义和他们所描写的社会相比，结果就愈混淆不清。自然我不是唯一感到混淆的人，我的问题其实很普遍，因为任何人都看得出来，在报上光辉灿烂的报导与我们痛苦的现实之间，的确颇有差距。”既然马列主义的著作无法解答他们心中的疑窦，现实又使他们时时产生“逆反心理效应”，这些执着追求的青年人便又自然而然地开始从其它的书中，尤其是禁止他们阅读的书籍中去寻找真理的答案。中年作家徐明旭这样回忆他一九六七年底的思想转变：“是年底，我读了在当时大学生造反派中十分流行的两本书：锡兰共产党人特加·古达瓦达纳的《赫鲁晓夫主义》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两书对斯大林大清洗的血腥描述令我毛骨悚然，联想到毛主席与文革，我顿时恍然大悟：毛与斯一样都是为了维护独裁权力而不择手段的暴君。所谓毛主席革命路线，不过是阴谋诡计加血腥镇压。毛正在重蹈斯的覆辙，毛死后中共新领袖一定也会批毛，否定文革，其罪名也与斯大林一样：个人迷信与破坏法制。从此我不再参加造反派的行动，并对随后发生的一系列巨变，诸如杨余傅事件，林彪事件，天安门事件，批邓，粉碎四人帮，以及三中全会都不再感到惊奇，它们不过是证实了我的预测而已。我相信象我这样的思想历程，许多大学生造反派精英亦有同感”。这里，文革中一大批最重要的“青年读物”已在这一读书运动中初露端倪并“十分流行”。《赫鲁晓夫主义》和《斯大林时代》两书，都是文革前“内部发行”的专供高级干部阅读的“灰皮书”（以其封面的灰色著名）。或许我们可以从徐明旭的回忆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自一九六七年始，这些代表了异质文化的书籍成了这一读书运动的主要精神食粮之一。

　　与书息息相关的另一个课题是人对书的态度。在中国现代史上，恐怕很难找出另一个历史时期象文革中的青年人那样如此大规模地，如饥似渴，百折不挠地去找书，读书。任何禁令和风暴都无法阻隔他们对书的拥抱；书，在他们眼里不仅是精神食粮，而且是一种不惜用生命去偷盗的“天火”。由于文革中所有图书馆的被迫封闭，青年学生们为读书寻找真理而当“孔乙己”的事曾屡见不鲜，甚至横遭迫害的逆境都没有泯灭他们这一燃烧着的良知。后来成为杰出的民主主义战士而牺牲的王申酉便是很典型的一例。一九六八年后，王申酉因卷入上海造反派红卫兵炮打张春桥的活动和对文化大革命不满，很快“被隔离审讯，抄家”。不久，他又被送到江苏省大丰县五七干校“监督劳动，接受改造”。就在这种流放生涯中，他与另外两个“反动学生”小黄与小薛一起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经常在一起学习马列著作，有机会还探讨一些社会问题”。由于得不到他们所需的学习书籍，“王申酉和小黄，小薛悄悄拿走几百本学校图书馆的社会科学书籍。他们原准备看完以后悄悄送回。不料拿书事发，王申酉被隔离审查一个多月，他又一次被取消毕业分配的权利”。在常人看来，三个已被打成“反动学生”的青年竟为了学习马列而去偷书，无疑是疯狂之举。而对王申酉等人来说，“窃书”却是他们寻求真理之火必不可少的阶梯和某种普罗米修士式的义无反顾之举。

◇　书的轨迹：一部精神阅读史
　 人类不可能一无依傍地凌空建筑他们的思想殿堂。知识的承传，思想的沿革，都必须有其继承与发展的一定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书作为知识与思想的有形载体是必不可少的媒介物。由于对各级党组织的冲击，文革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中央集权失控阶段，一个曾经是铁板一块的社会开始有了缝隙。大批判的盛行，扫荡了封、资、修留下的一大片心理空间，单靠“毛泽东思想”是填不满的。时值十五至二十五岁的一代人正处在心理学意义上的“断乳－反叛期”，即精神饥渴而青春的能量却急需释放的岁月。而十七年正规教育的嘎然停顿正腾出了成年累月的自学时间。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烧掉所有的图书馆，由于抄家，父母被囚禁，红卫兵掌管了图书馆等种种原因，不少文革前非正式出版的专供高级干部阅读的“内部读物”也开始流落到他们子女及一般青年学生手里。摆脱了父母师长的管束，又使他们面对破碎的世界，在书中寻找完全是属于他们自己的答案。这种人生启蒙期中的精神漫游，从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一代历经磨难者们难得的自由时光。一位北大“共青学社”读书会的中学成员在粉碎“四人帮”后又进了正规大学，但她在比较了两种读书生活后，仍不禁感叹：“我已不适于做学生，不愿意聆听教导……我真正的大学生活只有那短短的四十天，一九六九年冬天在北京大学的四十天”。她还不无留恋地回忆了当时极有规律的读书生活：“那一时期生活是振奋的，白天读书，作笺记，自己为自己强行安排课程；中午到学生食堂打饭……”

　　十七年单一刻板的共产主义教育，在那一时代的青年读物上也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据大陆的学者们研究，不外乎：１．马列、毛选　（但也只限于单篇和语录的死记硬背）；２．苏、中革命文学作品（自六十年代起也不断缩小范围）；３．中国和西方的古典文学作品（但必须批判性地阅读）。在这一读物体系中熏陶出来的革命一代，其实并不真正懂得为他们狂热崇尚的“革命”。用如此简陋的革命的残篇断简，是远无法解释在文革中苦苦缠绕于他们心中的巨大的困惑的。由此，文革中的读书运动一开始便呈现出与此径庭相向的系统化和异质化的特点。这里，前者是指这一代人开始系统地学习马列著作以及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来源有关的黑格尔、康德等人的德国古典哲学著作，而后者则是指他们千方百计地偷尝“禁果”，在现代西方所谓的“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文化中汲取精神营养。在文革思想史上起了重大作用的“灰皮书”，“黄皮书”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登场，并在一代人的思想里程中催化了精神核裂变的。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共两次较大规模地出版过“内部读物”。第一次是在六十年代初的中苏论战期间，中共为了使各级干部在“反修斗争”中扩大视野，由世界知识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等有计划地出版了一批国际共运中各种思潮流派或称“修正主义”思潮和他们认为有助于了解苏联修正主义，西方资本主义的著述及文艺作品。第二次是七十年代初期，随着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中苏关系的紧张和中美关系的解冻，“四人帮”一伙也不得不松动了一下水泄不通的出版界，开始举办《摘译》（１９７３ －１９７６），介绍国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潮及文艺作品，又一次出版了不少 “供参阅和批判”的苏修理论和文艺作品，以及和中美关系有关的历史传记等。自然，久遭禁锢的中国出版界知识分子也正抓住了这一天赐良机，去尽可能地译解异域文化。原商务印书馆的老编辑柏元等人在一九七三年磨拳擦掌地准备重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灰皮书”便是很典型的一例。根据权威性的工具书《全国内部发行读书总目１９４９－１９８９》（中国版本图书馆编，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的统计，全国这３７年中共出版“内部书籍”１８，３０１种，其中属社会科学方面的有９，７６６种之多。而１９７６年文革以前出版的有差不多４，０００种。除去大量的马列，毛泽东著作，其中属于西方理论和文学著作，文革前大约有１，０４１种，而文革中则出版了近１，０００种。由于当时的中国完全处于一种与世隔绝的状态，这些书籍便成了一代人与世界沟通的唯一有限的思想资源。因而，这一代人的精神阅读史又一次出现了惊人的相似。富于历史嘲讽性的是：这些原应当由“革命一代”去批判，去铲除的“封资修”的毒草，却成了孕育、萌发他们思想启蒙的最重要的养素。根据各种当事人的回忆、访谈，下列４０本左右的“内部读物”对这一代人的思想里程发生过极大的影响：
○列夫·托洛茨基著，柴金如译《被背叛了的革命》，  　北京：三联书店资料室编印，１９６３，１２。
○密洛凡·德热拉斯著，陈逸译《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６３，２。
○列夫·托洛茨基著，齐干译《斯大林评传》， 北京：三联书店资料室编印，１９６３，１０。
○特加·古纳瓦达纳著，齐之思译《赫鲁晓夫主义》，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６３，１１。
○维利科·弗拉霍维奇著，林南庆译《南共纲领和思想斗争“尖锐化”》，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６４，２。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石人译《斯大林时代》，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５７，４。
○尼·谢·赫鲁晓夫著，陈世玉等译《没有武器的世界：没有战争的世界》，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６０，１０。
○拉扎尔·皮斯特腊克著，北京翻译社译《大策略家：赫鲁晓夫发迹史》， 北京：知识出版社，１９６３，４。
○埃德加·斯诺著，王厂青等译《西行漫记》，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６０，２。
○马迪厄著，杨人缏译注《法国大革命史》，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４，７。
○威廉·Ｌ·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６５，１２。
○汤因比著，曹末风译《历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６，６。
○Ａｄａｍ　Ｓｃｈａｆｆ著，林波等译《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 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６３，１１。
○Ｒ·加罗蒂著，徐懋庸、陆达成译《人的远景：存在主义，天主教思想，马克思主义》，　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６５，８。
○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７３，９。
○Ｆ·Ａ·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２，４。
○爱伦堡著，王金陵等译《人，岁月，生活》（１－３）， 北京：作家出版社，１９６２－１９６４。
○爱伦堡著，沈江，钱诚译《解冻》，北京：作家出版社，１９６３。
○索尔仁尼津著，斯人译《伊凡·杰尼素维奇的一天》， 北京：作家出版社，１９６３，２。
○让－保尔·萨特著，郑家璧译《餍恶及其它》， 上海：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１９６５，４。
○亚尔培·加谬著，孟安译《局外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６１，１２  。
○杰罗姆·大卫·塞林格著，施咸荣译《麦田里的守望者》， 北京：作家出版社，１９６３，９。
○萨谬尔·贝克特著，施咸荣译《等待戈多》，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１９６５ ，７。
○奥斯本著，黄雨石译《愤怒的回顾》，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１９６２，１。
○杰克·克茹亚克著，石荣等译《在路上》，北京：作家出版社，１９６２，１２  。
○叶夫吐申科等著，苏杭等译《‘娘子谷’及其它》，北京：作家出版社，１９６３，９。
○瓦·阿克肖诺夫著，王平译《带星星的火车票》，北京：作家出版社， １９６３，９。
○康·西蒙诺夫著，谢素台等译《生者与死者》，北京：作家出版社，１９６２， １２。
○切·格瓦拉《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日记》，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７１，１２。
○复旦大学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上海直属机关“五七”干校编译组编
○《尼克松其人其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２。
○伊凡·沙米亚金著，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多雪的冬天》，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１２。
○弗·阿·柯切托夫著，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室译《落角》，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３，９。
○弗·阿·柯切托夫著，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你到底要干什么？》，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１０。
○维·李巴托夫著，上海外语学院俄语系译《普隆恰夫经理的故事》，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３，１０。
○谢苗·巴巴耶夫斯基著，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译《人世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５。
○钦吉斯·艾特玛托夫著，雷延中译《白轮船》，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３，７。
○亨利·基辛格著，国际关系研究所编译室译《选择的必要》， 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２，１１。

　　一个令人思索的问题被提了出来：为什么这些觉醒中的红卫兵们对这些“灰皮书”和“黄皮书”情有独钟？其实，只要对上述书籍的作者阵容投去匆匆一瞥，便不难回答这一并不复杂但又意蕴深长的提问。托洛茨基，赫鲁晓夫，德热拉斯，爱伦堡，索尔仁尼津，西蒙诺夫……几乎无一不是闻名中外的所谓国际共运中的“叛徒”或“修正主义作家”。他们曾都是狂热的革命中人，但他们又幡然醒悟为“革命”的怀疑者与反对者，这一思想历程和这一代人正好相似。曾是革命的“同志”，他们的话语系统也具有更大的可接受性。其次，他们作品的主要特点都在于揭露共产主义辉煌理论下的肮脏的专制和阴暗的权力斗争，尤其是对斯大林大清洗内幕的揭露和对人性、人道的“解冻”的呼唤，更触发了这些红卫兵们的强烈共鸣。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更肮脏，更阴暗，规模更大的斯大林式的大清洗，这一代人在其亲身经历中不仅深切地体会到中共革命理论的虚伪性，更广泛地目击了、 承受了这一“革命”的黑暗性与残酷性。因而，当他们阅读这些“叛徒们”对“革命”的认识时，就不仅是“心有灵犀一点通”，而是惊世骇俗般的人生大启大悟了。如同《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的作者所言，阅读《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主义》等书籍时，她“如此明晰地看到当今现实舞台上的那种明争暗斗，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嘲讽式的阴暗面。斯大林时代和文化大革命简直象孪生兄弟一样，一个人的突然失踪，一个人的突然死亡，以及一个家庭未知的命运，都是和党的要求，党的事业这些永远冠冕堂皇的辞令连在一起的。我开始考虑人的价值和人在政治以外的意义”。一位在河北白洋淀地区插队的原北大异端思潮“ 共产青年社”读书圈子成员后来回忆道：“那时，我们狂热地搜寻文革前出版的灰皮书和黄皮书；我的一个初中同学的父亲是位著名作家，曾任文艺部门的领导，我在她的家里发现了数量颇丰的一批黄皮书，记得当时对我有启蒙意义的书是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经历了一个全面的压迫和苦难，我们的精神陷入了一种困惑。而最终使我们冲破十几年教育的灌输给我们的思想模式，得益于两本灰皮书的点拨，一本是托洛斯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托氏的书无疑是困惑之中出现的一缕明晰的光。那年冬天，我又找到了德热拉斯的《新阶级》。至此，有关政治和社会的认识，我们终于摆脱了梦餍般的桎梏和愚昧。”此外，这些“灰皮书”中的西方历史书籍使久受谎言的迷雾蒙蔽的青年人忽然间洞察了历史真相。例如，《西行漫记》在无意中使人窥见“伟大领袖”的风流情史；《杜鲁门回忆录》使他们知道了朝鲜战争的另一种说法；《尼克松其人其事》、《选择的必要》等西方领导人的传记与理论著作第一次使红卫兵们感到他们并不那么面目狰狞，相反颇具事业心，灵活性和人情味。如同蜚声一时的《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 Swans: Three Daughters of China）的作者张戎所感叹的：“这些书使我看到了外面世界的最新动静，使我喜不自胜”。这里，千万不能小视了这一代人侥幸获得的这一与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沟通的唯一机会。十七年来，他们对中共及其体制的盲目信仰是建立在中共对另一种体制的绝对丑化的基础上的。在极端封闭的未央长夜之中，这一套由无法比较的谎言构成的童话，诸如“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和“极端腐化堕落的西方世界”云云，自有其道德的感召力。而这些书提供了一个窗口，一个可供比较和思考的机会，于是，谎言的地基不攻而破，那个信仰的大厦也就轰然崩坍了 。另外，阅读《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就更难不震憾觉醒中的红卫兵们的魂魄，因为法西斯的纳粹德国和共产主义的红色中国何其相似乃尔！一位今天大学哲学系的教授回忆他在文革中读《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的感受时用了这样的比喻：“宛如闪电划过夜空”，他一下子联想到了文革同法西斯运动兴起时一样是一条“人民如痴如醉的拥护”的“毁灭之路……真可谓：要让一个民族灭亡，先叫它疯狂。”他还说：“那一夜的一闪念，对我的以往作了一次清算，注定了我日后对哲学史思想史的兴趣。这种自发的经久不衰的理论兴趣造就了我今日的研究和工作，虽然成就甚微，但我不是为了职业，而是为了兴趣和思想的权利投入研究。仅仅这一点”。正如同后来被打成上海第一大反革命案——“复旦大学胡守钧小集团”（其实仅是一个松散的读书会而已）的头头周谷声所言：“对于正处在觉醒中的我们来说，看了这样的书还不从国家体制上去怀疑，去思考问题，已经不可能了。”

　　在上述书单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为数不少的西方现代派的文学作品——《餍恶及其它》，《愤怒的回顾》，《局外人》，《麦田里的守望者》等——也对这一代人发生了不小的影响。其实，这同样是一个不难理解的共鸣。二十世纪西方现代派的文学所表达的思想倾向，主要是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外部物质世界和人与自我四种关系上的全面扭曲和严重异化，以及由之产生的精神危机和创伤心理。出现在“垮掉的一代”，“愤怒的一代”作品中的叛逆之子们，面对传统的道德信仰的崩坍所表现出来的怀疑，悲观，绝望和反叛，和在文革中被利用后被放逐的一代青年的处境，心境都十分相似。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社会中造成的上述四种关系的全面扭曲和严重异化，恐怕比西方世界有过之而无不及。同处于精神危机中的青年人产生惺惺相惜之感，异质的酵素更催发了他们的省悟。至于林林总总的西方现代哲学——从萨特的存在主义，汤因比的历史哲学到哈耶克的“绝对的权力就是绝对的腐蚀”论——都在霎那间荡开了他们思想的闸门，放出了多元的自由思维 。

　　除了上述的“灰皮书”“黄皮书”外，另一类由这些红卫兵自己油印，手抄的地下读物也不容忽视。国内女学者陈小雅曾有一篇文章记述到老红卫兵的创立者与联动思潮的倡导者们在插队落户期间组织“读书会”学习的情景：“后来我回北京 ，其间读了毛主席的《读‘政治经济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第三版）的笔记》，德热拉斯《新阶级》、《赫鲁晓夫传》、苏共二十大报告、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其他人——引者注）已经把马恩选集前２２卷从头过了遍。同时，我还翻阅了一九五七年的所谓右派言论，向党交心材料，以及考茨基、伯恩斯坦 、托洛茨基的言论和斯大林的《论反对派》什么的。给我震动比较大的是《新阶级》、斯大林的黑幕，赫鲁晓夫苏共２０大报告引起的经久不息的掌声，还有‘解冻’所带来的影响……看了七千人大会讲话后，有一种眼前突然一亮的感觉……又把所谓彭德怀的反党意见书翻出来看，在农村呆了几年之后，就觉得太是这么回事儿了。而且觉得份量并不那么重，是那么的客观那么谨小慎微。尤其是还看到大右派向党交心材料，给我印象很。”与此同时，他们还“自己办了一个刊物，叫《新思潮》。同时搞建设，搞学习”。这里，“赫鲁晓夫苏共二十大报告”、“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彭德怀的反党意见书”等都是流行一时的油印地下读物。当这些红卫兵们自觉地把自己的思绪延伸到“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国际共运中的修正主义头目”等等的思想脉流里去时，他们完全用反“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思想”以外的思想自觉地重构他们驳杂的思想体系。这种自觉，正呈现出他们从感性抵制向理性反抗过渡的精神轨迹。

　　比“灰皮书”“黄皮书”更广泛地流传于这一代人的读书圈中的，是文革前出版的数百种西方和俄国的古典文学作品。如果说前者影响了他们开始摆脱“革命”价值体系的桎梏，后者则帮助他们重建人性，人道情感的世界。在公开发表的数百种关于红卫兵和知青生活的回忆录中，这样一些古典名著和人物形象被值得注意地不时提及：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里的拉赫美托夫；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贵族之家》里的拉夫列斯基，《前夜》里的英沙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里的安德烈·保尔康斯基；狄更斯《双城记》中的卡尔登；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多夫》中的主角；司汤达《红与黑》里的于连；雷马克《凯旋门》里的法国医生雷维克；齐瓦尼约利《斯巴达克思》笔下的奴隶统帅和雨果《九三年》中的郭文将军……这些作品的共同历史背景往往是英国革命，法国革命或俄国革命， 这一组人物形象——革命者，爱国者，个人奋斗者——相似的性格特征常常是嚼火不息，坚韧不拔却又充满了人道主义和人性的情感。这些作品对革命的阴暗面，残酷性都有相当的揭露。在另一方面，又对这一颗颗永远骚动不安的理想主义的灵魂，人道主义的情怀及他们的悲剧命运进行了歌颂。对于处于一场更大的革命悲剧——文化大革命中的悲剧人物——这一代人来说，这些作品对革命阴暗面的揭露引起了他们共鸣；对理想主义的执着激励了他们的苦恋；对人道主义，人性美的不倦追求更激起了他们深长的思考。一九六八年秋，在上海市重点中学上海中学造反派红卫兵的读书圈中爆发过数次关于雨果的《九三年》和齐瓦尼约利《斯巴达克思》的争论。其焦点之一是：身为革命军将领的郭文是否应当私自放掉贵族叛乱头子朗特纳克侯爵，后者是为了从火中救出三个小孩而被捕的。焦点之二是：身为奴隶军统帅的斯巴达克思是否应当和奴隶主的遗孀范莱里雅有那种卿卿我我的爱情关系？通过一次次推心置腹的讨论，绝大多数的红卫兵抛弃了他们出生以来便被灌输的“阶级分析法”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把他们的全部同情都倾注向这两位革命将领——郭文和斯巴达克思那一边。从而，他们告别了简单狭隘的思维方式和的斗争哲学，回归到“人的本身”。他们获得了深沉的理性思辨又不失质朴的平民精神；他们被熏染出高雅的审美情趣却仍保持着理想主义的激情。这一代人的人性就是这样开始复苏的；他们在那个年代特有的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禀赋气质，就是这样在一部不倦探索的精神阅读史中成熟起来的。

◇　六八年人：思想史上的开先河者
  　自一九六八年下半年起，一场当代中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城镇青年的下放／流放运动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其名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至一九七八年底，大约１６２３万人被下放到农村，农场和基层，其中包括“老三届”（六六，六七，六八届）中学毕业生近４６０万人和“老五届”大学毕业生近６７５万多人。不管目下学界如何解释这场运动的最终动因，但曾被毛泽东器重与信赖的红卫兵此时已被划为应当接收改造的“知识分子”范畴和应当“接收再教育”的革命对象已是路人皆知的事实。因此，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在客观上，“上山下乡”的发动都是毛收回给青年学生的结社自由权并企图从组织上作为一个整体彻底打散他们的运动。然而，事与愿违。这场运动使所有的青年学生的地位直降到水平线下，从而使他们抛弃前嫌，消弭派性，如同某些研究者所言：“他们在严峻的共同命运中重新聚集起来，相互认同。这是一次无组织的集体造反——在群体人格和共同文化的重塑中，完成了一代人的‘成人仪式’”。其突出表现便是，插队落户猛烈地推动了这一地下读书运动的发展。


　　据各种知青回忆录记载，知识青年带书下乡和回城读书聚会曾风行京城和全国各地。如同当年的知青、今天已成为海外文革研究学者的王绍光博士回忆：“以我个人经验为例，文革那些年是我读书最杂的时期，中外文学经典名著全是那些年读的”。这一代人经常“为找书还找出了朋友，找出了秘密小圈子。一圈人又与另一圈人建立关系，形成一张巨大的地下图书交换网，读书会网，诗社网。这些网络不 仅我所在的武汉有，全国各地都有。即使文革中出的书，也不一定全是‘革命’的 。例如，七十年代初，张春桥，姚文元控制的上海组织人马翻译了一批外国小说， 如《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干什么》，《白轮船》等。上海还分门别类出版了一套文学，哲学，生物方面的《摘译》杂志供内部发行。这些书是当年的抢手货， 因为它们是打开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人人希望先睹为快，书在朋友之间周转效率极高，有的书甚至异地流动。”。或许，由于一九六七年在全国范围内纷起的“学会”，“研究小组”等等公开的读书会组织即刻全部被中共打成了“反革命组织” ，一九六八年后出现的读书会极少打出公开的组织旗号，而是以两种秘密而分散的地下圈子的形式——通讯会和沙龙——星罗棋布于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神州。


　　通讯会，即通过书信来交流探索书中的政治理论和读后的人生启悟，是这些地下读书圈子的重要组织形式之一。出自两位今日著名的思想家，当年的知识青年——金观涛和刘青峰——手笔的书信体中篇小说《公开的情书》在文革中就以文学的形式相当真实地记述了这类读书会的萌起与发展。这篇小说之所以能在新时期文学的初潮中震撼整整一代青年人的心，正是因为它通过老九，真真，老嘎，老邪门等一群被打散在农村的大学生们通讯会式的地下读书活动，生动地展示了那一代人对真理的苦苦探索。无论是他们对　“南斯拉夫经济问题”的激烈争吵，还是“挤在一间小房子里……一连几天不下楼”的苦读生涯；抑或那些挚热，频繁的鸿雁传书，都表达了他们——这代人中的先觉者们这样的信念：“我们深深苦恼的是为什么年轻人的思想这么混乱，似乎理论的危机已使很多人从根本上对未来丧失了信心。 但我们努力探索着，希望我们的工作成为茫茫大海中的一盏灯，给年轻的朋友们指明方向。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不让奋斗精神丧失，不让热情的火花熄灭。我们决心走一条和许多年轻人不通的道路－在理论上进行探索的道路。”

　　　如果说《公开的情书》还只是以小说的形式提供了一个“通讯会”的范本，那么上海最著名的学生“反革命集团”——复旦大学“胡守钧小集团”则是一个实际生活中的范例。一九六八年后，复旦大学“炮司”的数百名造反派红卫兵因两次炮打张春桥而被“四人帮”打散到全国的山乡农村，但他们又极端不满所遭到的政治迫害和不甘心于炮打的失败。于是，由周谷声倡导，由陈秀惠，孟金瑛等人编辑出版了系列性的《远方战友通信集》的通信会刊，在上面交流读书心得，并由对自身所受的政治迫害的感性不满上升到对整个社会体制，政治理论等重大问题的探索 。后来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四人帮”一伙称为“小集团理论家”的方农在通信中就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两重性“，即也有“镇压”人民的那一面的命题。“小集团”的另一个成员童允安则走的更远，他提出了“要用新的机构”去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在法制上采用“南斯拉夫的方法”，即一是“谁要成为反革命或要逮捕，都要经过法院公审”；二是“人民选举法官”和“全民选举干部”。据笔者访问方农时得知，他们当时的“反动思想”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介绍南斯拉夫法制的维利科·弗拉霍维奇的《南共纲领和思想斗争“尖锐化”》等书的影响。虽然不能说他们的法制思想已臻成熟，但至少已有了宝贵的萌芽。七十年代初轰动北京的所谓“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案是另一范例。北京知青徐晓通过自己读书圈子里的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些部队朋友。“由于环境压抑，双方只能写信。徐晓和他们通信，都是十几页纸“。其内容按当局罗织的罪名，有“搜集，流传反动小说，诗词；搞反动串联恶毒攻击中央首长，攻击‘批林批孔’”等。这些通信很快受到“邮检”，数十个参加这一通讯会的人被捕，其中两人还被判处了死刑。当局还给这一松散的通讯会按了一个耸人听闻的“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的罪名。

　　比松散的通讯会更为活跃和集中的是散布于知青中的大大小小的理论沙龙和文艺沙龙。或许，从当年知识青年群中被揪出的“反革命小集团”之多，分布地之广也正从反面说明了这一地下读书运动之波澜壮阔。仅就震惊全国的大案而言，上海有“胡守钧小集团案”；北京有“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南京有“陈卓然小集团”案；即便是非常偏僻的宁夏，也有过一个名声遐迩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案。吴述森，鲁志立等１３名六六、六七届大、中学毕业生于一九六九年１１月在银川成立了一个名叫“共产主义自修大学”的地下读书会。他们读书交流，勇敢探求， 对种种所谓的“革命理论”高举起思想的批判武器。其结果是他们中的３人被判处死刑，１０人被拘捕并判徒刑，１人含恨自杀。这一代人中的前驱者们为读书和求真理，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从思想史的流程返顾这一代人在文革中的地下探索与创作，更会令人惊讶地发现：正是这些地下读书运动中的探索为后来新时期勃兴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学创作在理论和人材两方面都作了厚积薄发的孕育。在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运动“的严酷冬天里，不少北京知青却开始了他们精神阅读史上的早春。在京城秘密活动着的思想—文艺沙龙中，此时有一个总网络性的大沙龙，大圈子，许多小圈子，小沙龙都和它交叉汇合。这就是赵一凡主持的地下沙龙。赵一凡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传播“禁书”——灰皮书，黄皮书，手抄本（知青自己的创作）给同伴并组织讨论。后来在新时期文学中成名的诗人北岛，芒克；小说家史铁生以及著名的老红卫兵诗人郭路生（食指）等人都曾出入这一沙龙，得到思想和艺术的启蒙。据当事人回忆：“此时在沙龙里弥漫着一种偷食‘禁果’时的犯罪欣悦感”。所谓“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徐晓也曾是这一沙龙的主要成员。她在那里读到人生的第一本禁书《怎么办》（车尔尼雪夫斯基），又读了《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红与黑》，《战争与和平》等书。徐晓后来说：“赵一凡是我的精神导师，他使我认识了人的问题。知道还有一个人的问题存在。”同样在赵一凡沙龙中得到启悟的诗人芒克后来和另外两个知青诗人多多、根子一起在白洋淀插队中开始尝试用现代主义手法写诗，以后北岛，江河等人又都前往白洋淀游历，“白洋淀诗派”就此形成，并开启了文革后中国诗坛现代主义潮流的先河。

　　与赵一凡沙龙先后活跃于京城的还有中学“４·３派”红卫兵的“二流社”和以老红卫兵为主的徐浩渊沙龙。“二流社”是一个非正式的跨校际的红卫兵运动研讨会，每周聚会地点在北京西郊紫竹园“风雨亭”和北海公园等地。其成员有师大 女附中的戎雪兰，潘青萍，史保嘉；３５中的孙康（方含），包国路（柯云路），１０１中的任公伟；３１中的甘铁生等人。这些人大都不是各校造反派红卫兵的第一线领袖而是参谋部和写作班子成员。他们最初热衷于去农村建立乌托邦主义的据点，如“共青城”，“知青公社”等等。后来，由于当局在一九六八年后开始镇压造反派红卫兵，出于对政治的失望，他们中的一大部分开始把注意力投向文学艺术。柯云路，甘铁生，孙康，史保嘉等均成为新时期知青文学中风云一时的人物。１９６８—１９７２年间，原人大附中老红卫兵徐浩渊成为北京文艺沙龙中极有影响的人物。她和依群，王好立等人在一九六八年底至一九六九年初形成一个地下读书圈子，并打破派性巢臼，与造反派红卫兵的“二流社”成员甘铁生等人一起读书讨论。他们读了相当多灰皮书和黄皮书，如密洛凡·德热拉斯著《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波兰沙夫的《人的哲学》，法共Ｒ·加罗蒂的《人的远景：存在主义，天主教思想，马克思主义》和《无边的现实主义》；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瓦·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萨谬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 等。Ｆ·Ａ·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使他们对政治的看法有了根本的改变，这本尖锐批判纳粹主义的杰作使他们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文化大革命，认识到所谓的“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条把人民引向“通往奴役的道路”。

　　这一类的思想—文艺沙龙活动，更在遍布全国的知青点，生产建设兵团中方兴未艾。各派红卫兵中的思想者们都把他们的组织与行为方式带到了农村，出版定期或不定期的知青刊物，有目的的跨地区的访问，串联和考察，并研究中国社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一九六八年秋，在内蒙古临河县插队的北京知青张木生等人通过认真读书学习，写出了《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体制问题的探讨》一文。文章大胆揭示了中国农村的现状，公开反对“学大寨”，主张“三自一包”；并委婉地批评了毛泽东的农村政策。这一读书笔记还曾得到当时闲居在家的胡耀邦的首肯，并在北京知青中刮起了一股“张木生旋风”。粉碎“四人帮”后，张木生被调到中国社科院农经所工作，成了新时期农业经济理论最早的探索者之一。无独有偶。一九七二年，四川东部的一群年轻人（包括现在成为著名个体经营者的牟其中），组织了一个名为“马列主义研究会”的思想沙龙，写出“中国向何处去？”，“劳动价值论质疑”，“社会主义由科学向空想的倒退”等文章，对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结构作了认真的分析，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体系”的主张，建议“工人实行计件工资，农民实行包产到户”。　除此之外，北京知青赵金星等人对数年后成为热门话题的“人道主义与异化理论”的研究；河南干校中一批前红卫兵主动与在那里落难劳改的胡耀邦等中共政治领袖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的交流与沟通，都透露出这样一个明白无误的信息：这一代人中的先行者在农村，在山乡的艰苦磨难中，仍保持着超越性的思考，形而上的探索及新文化开拓。他们正是在文革中后期的插队落户，上山下乡；抑或工厂海港的“蹉跎岁月”中，依靠着读书探索，补上了为文革打断了的正规教育所未提供，也未能提供的对世界文明“拿来主义”式的接收，了解、并对中国社会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有了日臻成熟的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思考。

　　当年的知青，今日的上海青年学者朱学勤先生在一九九五年十月的《读书》杂志上提出了“六八年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这样一个命题据他所言：“一九六八年前后，我曾与一些重点中学的高中生有过交往。他们与现在电视，电影，小说中描述的红卫兵很不一样，至少不是打砸抢一类 ，而是较早发生对文化革命的怀疑，由此怀疑又开始启动思考，发展为青年学生中一种半公开半地下的民间思潮。我把这群人称为“思想型红卫兵”，或者更中性一点，称为“六八年人 ' ”。这群人后来又自愿去农村插队，在贫脊的山沟中形成了一块“精神飞地”和“民间思想村落”：他们“在下班以后，过着一种既贫困而又奢侈的思辨生活，既与他们自己的社会身份极不相称，也与周围那种小县城氛围极不协调；他们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激烈辩论在正常年代通常是由知识分子讨论的那些问题，有时竟会争得面红耳赤，通宵达旦；被他们吵醒的工友邻居，时常用奇怪的眼神打量着这群白天还在一起干活的钳工，管工，搬运工，怎么一到晚上竟会争论起史学，哲学，政治学，争论那样大而无当的问题？”朱学勤还以诗一般的“寻人启示”描述了“六八年人”的“精神阅读史”。然而，朱学勤却十分感慨这些“六八年人”成了今天“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因为“后来呢，被专业吸干了？被功名掏空了？还是被某一档职称腌制在某一层书橱里？”毫无疑问，朱学勤对这一代人中的先行者们作了极为精彩的概括。然而从思想史的流程来看，重要的并不是一代风云人物的稍纵即逝，而是他们连续的积累开启了新思想和新文化的先河。

　　在全面论及这一地下读书运动时，我们决不能忘却了这一代人在穷乡僻壤“阅读”的另一本大书——真正使这代青年的思想臻于成熟的，不仅是书本和任何纸上的东西，更是社会和只须睁了眼看的悲惨的中国现实。对于“六八年人”来说，尽管他们开始独立思考，但十七年的“左”的教育仍然是无形却强大的思想牢笼，束缚着他们的思考去逾越正统意识形态的樊篱。文化大革命提供了他们一个个接触与深入社会的机会：大串联，社会调查，上山下乡……当他们忽然脱离了常规的、惯性的轨道，不再有父母的管束和老师的教诲，面对着破碎、痛苦的悲惨世界，他们忽然觉得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所信奉的主义，是那么耐不住深入的探讨，尤其是经不起现实的验证。他们不仅对文革，而且对整个十七年的专制、荒谬都有了制度层面上的认识。作这一如是观，“六八年人”们继第一个在文革中喊出“民主与法制”的口号后，又云聚一九七六年“四五”的天安门广场上企图结束“秦皇专制的时代”；并又在一九七九年的民主墙运动里成为第一批成熟的民主主义战士，也是水到渠成般地可以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