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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读：再认百年中国——世界观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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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炎黄春秋

1. 时代精神与新的视角

历史是一套常读常新的教科书。人们研究历史，非为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改革现实和优化自己未来的走向。因此，每一代人、甚至每一时代，都要对历史进行自己的再认识。1949年以前的近代中国，时代精神是“反抗”、“斗争”、“夺权”、“革命”。因此，“以农民起义为主线”的研究模式，自有其合理性。新中国成立后的时代精神，本应由革命斗争转向对现代化的追求。可惜的是，这种转变在29年后才成为现实。研究近代史的视角，也才随之而有转变。新视角与旧模式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它更主要是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待、分析中国近代史，而不把中国近代史视为仅仅是一场“革命史”。从这种新视角来看，对于一系列的重要事件、历史人物及社会思潮，都有新的认识。文[23]有系统的总结，颇值一读。此处仅简要记下几个重点问题。

2. 如何看待旧政权及其中的人物

革命需要夺权。对于一切旧政权，历数其“不是”，有助于证明历次革命的正义性和动员革命力量。由此逐渐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旧政权一无是处。“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对于社会历史问题的是非曲直，不必从当时的条件出发进行认真的科学分析，贴一张“阶级标签”就足够了。这是斗争哲学的妙用之一。难怪狄慈根把辩证法称作“革命无产阶级的神学”，却从未受到马克思的批评[24]。革命需要神学，但建设却需要科学。史学界的转变是可喜的。

⑴ 洋务运动。不应当再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把它归入反动路线一边。它是在鸦片战争敲开中国国门之后，学习西方的具有进步性的运动。它揭开了封建制度下的中国采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序幕，促进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虽不无消极作用，但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顺应中国历史发展潮流的。

⑵ 清末新政。包括振兴商务、奖励实业、鼓励私人资本的自由发展；改革军制，即逐渐裁撤旧式绿营、防勇，编练新军；废科举、办学堂、奖游学；改革官制、整顿吏治等。是一次比较全面的改革，很大程度上改革了旧的封建制度。是一次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并产生积极影响。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清朝虽已腐朽，但其存在形式仍有意义，有可能通过改良逼他走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如果清朝未被推翻，“新政”措施继续进行下去，就不会出现民初的混乱局面。这就牵涉到革命与改良的学术争论。后面再作探讨。

⑶ 南京政府建立。清朝灭亡以后，军阀割据，政令不一，南京政府初步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而且她在改订新约、关税自主、十年建设三方面有所建树。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友好通商条约。这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触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但它减少了其在中国的特权，符合人民的愿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她使帝国主义国家做出让步，中国获得关税自主权，能够自定税率、自由支配关税，并基本掌握和控制了海关行政权。抗战前十年（1927-1937），经济建设和工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36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交通运输方面有了改观。十年内建铁路八千余公里，开辟了民航等。如果没有十年经济建设打下的基础，中国在八年抗战中要取得最后的胜利，将是更为艰巨的。

⑷ 抗日战争。传统观点认为，国民党从不抵抗主义到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解放区战场成为主要战场；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等，难以令人信服。应该说是。一个战争，两个战场，三个政权。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全中国各民族、各阶级共同进行的战争，而不是同时存在一个外战，一个内战。存在两个抗日战场，这是事实。两个战场的战略地位不同。国民党军，处在日军战略进攻的正面，负责正面战场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处于日军的后面或侧翼，负责敌后战场作战。两个战场各自独立，实行不同的战略战术。国民党军作战，主要是正规战、阵地战。八路军、新四军则以游击战为主。解放区战场的独立性，随着国共关系的恶化而加大。两个战场之间，又有矛盾与斗争，有时很尖锐。抗战时期，中国国土上存在着三种政权:国民党政权、解放区政权和沦陷区的傀儡性、殖民地性政权。国民党蒋介石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因为他们掌握着全国政权，没有他们的赞同和参加，就不能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能形成全民族抗战。

⑸ 光绪皇帝。他是满洲皇族中比较能接受新思想的皇帝，一生中最重要的政治活动是在戊戌维新时期。他全部接受维新派的建议，有高度的变法决心。其实，如果没有光绪的锐意进取，就不会有百日维新。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试图仿效外国来革新中国的开明皇帝。他虽然有严重弱点，但并不能证明他只是一个洋务派的皇帝。有人通过分析光绪所处地位及其亲政时期的主要业绩，阐明他是一位资产阶级化的爱国皇帝。这种新观点，值得注意。光绪的失败，自然有其原因。如果条件改变，光绪没有失败，沿变法的路子走下去，中国的近代又会如何发展呢？值得思考。

⑹ 李鸿章。不能简单地说，他就是一个卖国贼。他和当时的顽固派相比，是开明进步的。他敢于正视现实，不甘灭亡，以图自强。他倡导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创办了一批军事工业，这有抵抗外国侵略的一面。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和限制了外国经济侵略势力的扩张，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对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有益的作用。他主张用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来培养洋务人才，这对近代资产阶级力量的兴起，有某种促进作用。在维新与守旧的斗争中，他明里观望持重，暗中对变法多有同情。在百日维新中，他支持振兴工商业、支持废八股、兴学堂，对改革政治体制也不全然反对。但他在外交方面签订了大量的不平等条约，是有罪的。

⑺ 袁世凯。不能再简单地认为，他就是一个窃国大盗。对于他在清末民初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教育各方面的近代化进程所起的主体作用，应该肯定。首先，对于袁所创的北洋政府，应看到其对后代、远东乃至世界关系格局产生的影响。并且承认，这是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就当时的势力和人心倾向的对比而言，孙中山是无法与袁世凯相抗衡的。袁取代孙是政治权力竞争的结果。而且孙所主张的临时政府的组织形式及所制定的《临时约法》，根本与国情大相径庭，无法实现。其次，从清末新政到民初经济改革，是中国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主义制度的历史转折点，袁世凯在这一时期推行的资本主义政策，正反映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除了在经济上推行改革措施（如发展交通运输、兴办基础设施、整顿金融、改革币值）外，袁世凯还兴学重教、大办近代新教育、注重开启民智。另外，袁氏还推进了外交近代化，多次领导了收回权利运动。长期以来人们头脑中的袁氏“敢于卖国、善于卖国、大施卖国”和“接受二十一条”的观念，实际上是由于基本史实没有完全搞清，或先入为主的观念而的得出的结论。客观地讲，袁氏的外交思想与实践，已突破晚清排外制夷方针，基本上是积极的弱国的妥协与抗争相结合的外交思想与实践。至于这种进步中不可避免的要付出的一些代价，应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问题，不应只归咎于袁氏个人。同时，清末民初对文化和政治上的宽松政策，袁氏客观所起的积极作用，也应肯定。

袁世凯称帝肯定是不对的、反动的。但不应因此而否定他整个的政治活动。其性质又与张勋复辟不同，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中国几千年的东方专制主义传统的影响，太深了。以致对每一个能坐上全国“第一把交椅”的人，“天子瘾”都是挡不住的诱惑。从洪宪皇帝，到委员长和伟大舵手，无不如此。所不同的只是，从重形式变到重内容，档次逐渐提高，甚至还有理论。时间也越来越长，而不是过把瘾就死。

⑻ 宋子文。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他在财政金融和对外关系等领域，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是国民党政权内政、外交方针的主要制定者和实施者。但对他的研究，却是大陆学者不敢触及的课题。近年来才稍有突破，对他在外交方面尤其是抗战时期所做的工作，予以肯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在外交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宋子文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外交活动中，他坚持维护中国的主权。如他把香港、九龙以及英国在华的其他租借地于战后交还中国，视为必然的结局。他的外交活动，还为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打下了基础。原在抗日战争之初，美国政府对华政策颇为消极。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宋子文在开展对美交涉活动中取得了成绩，这对中美战时合作关系的建立和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此人在相当时期曾具有某些进步倾向，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3. 革命与改良

半个多世纪来，在国内的主流意识形态中，革命被视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是至高无上的。这里的革命，自然是狭义的，指阶级斗争和暴力夺权。从这种观点出发，对历次的农民起义，都持肯定态度，并视为历史研究的主线，对于改良，则颇有微词。但革命至上论，是值得怀疑的[25，26]。首先，认为“人类社会是五种生产方式依次演进的，生产方式的改变是通过革命实现的”。这些，都是从一定范围内的历史现象总结出来的带有或然性的特征，例外的现象很多，并不具有必然性。当它们被推广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确定性的规律之后，就成为人们认识社会历史问题的桎梏。其次，近代西方有两股潮流，产生两种风格各异的政治传统:一是英美式的经验主义，重改良，一寸一寸前进，螺旋上升，沉着事功；另一是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理想主义，动辄革命，狂飙突起[26]。日本走前一条路，由维新推动现代化。中国则极端崇拜革命，胜利后还要继续革命，不断革命。国民经济革到了崩溃的边沿。摈弃革命实行改良（改革）后，才慢慢赶上去。最后，再看当今世界。近半个世纪来，和平和发展成为主题。而对暴力革命的崇拜，却使某些地区陷入“落后——动乱——落后”的恶性循环而不能自拔，并成为恐怖主义的根源之一。

⑴ 关于太平天国。传统观点认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以农民为主体的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运动。它代表着中国人民大众反封建、反外国侵略的政治要求，大方向是进步的，性质是正义的。近来有人对此作了具体的分析[27]。太平天国的功绩有三条:极大地冲击了整个封建统治秩序；虽然在形式上没有超出农民起义的框框，却显露出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趋向；不仅敢于反抗清朝，也敢于反抗船坚炮厉的外国侵略者。但他也有过失，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第一，它没有给农民带来解放，只是换了某种名义，把农民仍旧束缚在封建剥削制度之下。定都南京后决定施行“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意味着它承认并接受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占有制。第二，它没有使农民得到政治上的自由，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农民政权。却建立了神权与王权相结合的专制统治。洪秀全当起义驻军桂平石头脚时，就立了 15个后宫。到东乡建国，就增立36个后宫。到建都天京，再增立88个后宫。在建国时，就立他的儿子洪天贵为幼主，继承皇位。在广西永安州时，就决定凡打江山有功的，累代世袭。洪秀全执政，立法无章，大纲紊乱，措置乖戾。太平天国是要推行神权统治。假如它统一了全国，中国的历史将倒退到黑暗时期。第三，太平天国没有代表或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第四，它不加分析地反对以儒家文化为主流中国传统文化，对当时和后世社会都产生了不良影响。又以四不象的天主教做招牌，为国民心理所不容。

⑵ 对曾国藩的认识，放在这里说比较方便。解放以来的传统观点，对曾国藩是全盘否定的，认为他是对外投降、对内屠杀的反革命的刽子手。近些年来，这种观点日益受到评论者的反对，评价基本上翻过来了[27]。首先，曾国藩打败了太平天国，避免了中国历史倒退到神权政治的黑暗时期。其次，他是中国近代化的发轫者。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近代化运动。而它的发起人、倡导者、实践者正是曾国藩。他率先筹设了中国第一家军事工厂——安庆内军械所。他还不满足于手工制造近代船炮，派最早留学美国的容闳，赴美购办制造机器之机器，准备建立近代机器工业。他与李鸿章共同创办江南机器制造局。他还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教育的近代化。1872年派人到美国留学，揭开了我国向西方派遣留学生的历史。他促进了我国的海军建设，对于从轮船的制造、海军的建制、水兵的招募与训练、到海军经费的筹集和水师章程的制订等，都作了许多的探索。以后海军的发展，基本上都是按曾国藩制定的蓝图进行的。他对中国近代化运动，不仅有发轫首创之功，而且还使中国在近代化道路上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

⑶ 对于义和团运动。一种新观点认为，它不是历史进步的潮流。中国旧式的农民战争到太平天国就结束了。20世纪初，资产阶级已经登上政治舞台，农民不可能单独改造中国。义和团运动在反帝的同时，也排斥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科学技术，反对一切与“洋”有关的事物，想要保持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这一点上，义和团运动比之资产阶级领导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不但不是历史的进步，而且可以说是历史的倒退与反动。

⑷ 对戊戌维新的性质，无大改变。但有两种观点，值得注意。一种认为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它所追求的君主立宪是资产阶级专政，维新运动的实质是资产阶级向地主阶级夺权，是辛亥革命的一次预演，与改良主义又有着本质的区别。另一种观点认为，它是资产阶级的改良或改革。因为维新派不赞成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发动革命，推翻清王朝，所以不能称之为革命。但改良与改良主义不能混为一谈。不能把任何条件下的改良都称为改良主义。改良与革命虽然对立，但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

4．开放与封闭

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首先在英国产生，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8]。历史地说，发生产业革命是必然的，但发生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却是历史事变凑合的结果。它只能发生于出现了这样的凑合的国家内，然后传布于世界。具备必要条件较多的国家，接受产业革命也较迅速；而具备条件愈少的国家，接受愈为迟缓；接受的方式，也显出大大小小的差异。“由此可以推论出，认为任何国家都必然会产生出资本主义，是荒唐的。特别是中国，这个自大的天朝，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敲不醒，1884年的中法战争还敲不醒，一直到1894年的中日战争猛敲一下，才略欠一个身，到庚子、辛丑才醒过来的中国，说会自发地产生出资本主义，真是梦呓！”[18]

与西方文明形成极大反差的是，中华文明的封闭性。从各个方面和不同层次来看，都是如此。首先，她的国门是封闭的。这与她的华夏中心主义、顽固的夜郎自大心理，密切相关。这种封闭性坑害我们 600多年，使我们被远远地抛在世界历史潮流的后面。在近代，又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引进和发展。其次，几千年来我们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都带有鲜明的封闭性的印记。往往太钟情于“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和“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境界。19世纪下半叶，我国陕西地区一次回民起义失败后，有数千家流落到今哈萨克斯坦境内[28]。后来发展到12万人，称为“东干人”。120年过去了，这个“陕西村”的生产方式，仍然是小农经济。讲的仍然是清朝末年的陕西方言，不大懂现代汉语。这可以说是现代的封闭性文明的活标本。联系国内在开放20多年来的巨大变化，可见开放对发展是何等重要。

鸦片战争，从革命的视角看，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中国的反侵略之战。这是没有疑问的。但着眼于全世界的历史，从发展的视角来看，却是西方的先进的现代文明，与中国的封闭性的落后文明之间的碰撞。两种文明，狭路相逢，必有一场恶斗[29]。后者的失败是必然的。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却意外地得到了开放和现代化的一线生机，使我们从沉沦中逐渐觉醒。1840——1978年，中国国门的开放，一直是被迫的。甚至连邓大人也说，“不改革开放，没有出路”。开放的自觉性，是在实践中逐渐提高的。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自然是由于战败。但有很多不平等条约，其实是中国人自己送上门的。是由于清朝官员的愚昧和不懂外交规则，让人家给蒙了。这些苦涩的史实，也教我们懂得开放的重要。

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传统观点突出的是她的政治革命性质。新观点在肯定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相互促进的前提下，着重讨论了五四运动所反映的救亡主题，与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主题的碰撞和同化作用。启蒙性的新文化运动开展不久，就遇上了救亡性的反帝政治运动，两者很快合流在一起。最初，启蒙借救亡运动而声势大涨，启蒙又反过来给救亡提供了思想、人才和队伍。但不久救亡压倒启蒙。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分子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特别是在救亡的革命潮流中，在艰苦长期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在与农民出身的指战员和农民群众共同战斗的环境中，民主启蒙观念被农民小生产者的某些意识形态和心理结构挤走了，封建主义乘机复活。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出现过短时间的百家争鸣的局面。解放是冲破封建主义的束缚，也是一种开放。百家争鸣也是开放，她之所以能够出现，是因为当时全国不统一，和春秋战国时代一样。只要统一了，在这个东方专制主义的国家内，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百家争鸣。

5．还前人以本来面目

近代历史人物中，在当代受到歪曲、篡改最严重的，莫过于胡适和鲁迅了。对胡适的所谓“资产阶级唯心论”，批判了20多年，化了几百万字。一无是处、十恶不赦矣！这是胡适？！反过来，对鲁迅，则带上一顶顶吓人的桂冠，十全十美，神通广大矣！先生九泉有知，能够认可？不禁首先要问，这是为什么？批判胡适，是为了杀鸡骇猴、敲山镇虎。收拾得大陆上众书生，万马齐喑、俯首帖耳。神化鲁迅，则服从于借“我和鲁迅是相通的”，来神化“救星”。更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如果说这在近代，是为革命，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建国以后，特别是在文革中，借歪曲鲁迅的话来打倒一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却是别有一番用心了。还前人以本来面目，更待何时？对前人，不应依今人的需要来苛求，而应从他所处的条件出发，看他对历史发展的作用。要把政治和学术（含文学、艺术）分开来看。政治的因素，会随历史的发展逐渐淡化。而学术的魅力，却是永恒的。

⑴ 先来看胡适。

① 政治表现需要分析。以“九一八”事变为界，胡适的政治态度有较大变化。在“九一八”之前，胡适作为自由主义者，同处于掌权地位的国民党有激烈的冲突。“九一八”之后，胡适则成了统治集团的成员，成了国民党政府的官方学者。他是不赞成共产主义的，但人们不应忘记，他同样也反对三民主义[30]。他信奉的实证主义，不主张设置什么“终极真理”。而世界上所有的“主义”，都与终极真理相似，因此他反对。他从来就不是国民党员，同共产党也没有深仇大恨。他自己说，他一辈子没有写过批判马克思主义、批判共产主义的文章[31]，而反对国民党的文章则是写过的。他在《新月》上发表的文章《知难行亦难》，是针对孙中山的著名学说“知难行易”的[32]。敢对国民党的“国父”的重要学说提出异议，是需要一点勇气的。胡适等新月派人物，曾一度宣扬“好人政府”，并为此大声疾呼[32]。其中隐含着国民党政府不是好人政府的意思。国民党为之暴跳如雷，并不奇怪。说胡适对国民党是“小骂大帮忙”，似乎比国民党的中统、军统及其他助纣为虐的忠实走狗还要危险，非常牵强。这和说“清官能延长封建统治的寿命，而赃官能促其衰亡，赃官比清官好”，意思相近。解放战争后期，北大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国民党反动派大施镇压，逮捕学生。胡适在此关键时刻，并未出来帮政府的忙。而是张罗着保释学生，还亲自找过李宗仁 [32]。胡适与国民党的关系挺微妙。不能说他没有政治野心，但他又死死抓住学术研究不放。蒋介石一生未脱流氓习气，他实际上是玩胡适于股掌之上，可是胡适对于这一点并不清醒。书生的悲剧正在于此。

② 胡适的功绩。在五四时期，他主张文学改良、提倡白话文、个性解放、妇女解放、反对封建礼教等[23]，影响很大。单拿《文学改良刍议》来说[33]，所提的八个问题: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究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语俗字。不仅当时，对文学发展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就是拿到现在来看，也有很大的现实意义。胡适主张学习西方，他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上都不如人。”“试想想，何以帝国主的侵略压不住日本近60年的发奋自强？何以不平等条约捆不住日本的自由发展？”“我们到今日还迷信不学无术可以统治国家，不肯低头学人家治人富国的组织与方法”[34]。这些话，我们今天听起来，不还是振聋发聩的吗？！他积极倡导学习“西洋近代文明的第一特色是科学。科学的根本精神在于追求真理。”“求知是人类天生的一种精神上的最大要求”。“东方文明的最大特色是知足。西洋的近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知足。 ”[35]他用近代西方人，尤其是十九世纪以来西欧学者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国三四千年来的史料和学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把真面目呈现出来 [36]。

③ 问题与主义之争。建国以来，一直被视为胡适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罪证。这是一个冤案。胡适的文章[37]，写作的动因和矛头所向，是安福部首领、亲日派大王揖唐。这样的人，居然也主张“民生主义”，并高唱社会主义，不是很危险吗？胡适指出；“偏向纸上的主义很危险。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情”。“社会主义，有马克思的，也有王揖唐的”。“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研究解决问题就难了。”“不是劝人不研究主义”。“‘主义’的大危险，就是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哪个具体问题的解决了”。李大钊的文章[38]指出，问题与主义不可分。研究主义，寻找根本问题的解决办法，也很重要。表示对胡适的观点，“有的全赞成，有的稍有差异”。胡适的说法，有片面性。李大钊看来是作为同事和学友提出探讨，很客气、很平静。完全是正常的学术讨论，看不出激烈的斗争。胡适的罪状，完全是后人断章取义，恣意炒作的结果。我倒有两点意外的发现:一是，“偏向纸上的主义很危险。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情”。这种情况，建国以来，尤其十年动乱中，难道我们见得还少吗？二是，经历过风风雨雨的中国理论界，目前出现了多元化的可喜趋向。多元化，说白了就是，以研究问题为中心，不恪守某一主义，能解决问题的都汲取。这不是与胡适不谋而合吗？胡适文章在80多年后的这些现实意义，恐怕是胡、李二位先生，做梦也不会想到的吧。

④ 治学之道。他有极精辟的论述，仔细玩味，受用不尽。一是博与精[39]。“理想中的学者，既能博大，又能精深。精深方面，是他的专门学问。博大方面，是他的旁搜博览。博大要几乎无所不知，精深要几乎维他独尊，无人能及”。博有助于精，“读一书而已，则不足以知一书。多读书，然后可以专读一书”。精，要做到眼到、口到、心到、手到。二是“读书先要会疑。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39]三是“发表是吸收知识和思想的绝妙方法”。“发表是吸收的利器；又可以说，手到是心到的法门。”[39]四是治学方法四字诀[40]:勤、谨、和、缓。勤是眼勤，手勤，勤求材料，勤求事实，勤求证据。谨是一丝一毫不苟且、不潦草，举一例、立一证、下一结论，都不苟且。和是心平气和，平心静气，虚心体察。平心考察一切不合理的事实和证据，抛开成见，服从证据，舍己从人。缓是从容研究，莫急于下结论。五是下聪明的笨功夫。“凡是有大成功的人，都是绝顶聪明而肯作笨功夫的人”[41]。

⑤ 为人处世。他的若干特点，人所难及[36]。一是居处恭，执事勤。二是对人热诚忠心，对任何人都是和蔼可亲的，没有一点盛气凌人的架子。这一点就是拿到今天来看，也颇为难能可贵。三是做学问一丝不苟。四是“于人何所不容”的大度。他认为对同事和朋友，“容忍比自由更重要。”[41]所以他的朋友极多，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我的朋友胡适之”的微笑。现实生活中，这种人怎么这么少？！

⑵ 再来看鲁迅。可以说是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至今学术界各派仍各持其理，分歧随处可见。台湾学者一直努力淡化鲁迅的政治倾向，视其为传统文人加以研究。日本学术界受大陆影响较大。西方一些学者的鲁迅研究，明显带有反共的政治倾向。对鲁迅的评价，有几种观点:一是继续坚持传统观点，神化鲁迅。二是全盘否定鲁迅的文学创作和思想，如有的学者从基督教神学“爱”和“宽容”的观点，认为他宣扬“恨”的哲学。三是实事求是地重新评价，不把鲁迅当作神或完人来对待。持这种观点的越来越多，但实际表述差距较大。如有认认为:“立人”是鲁迅全部思想的出发点，爱国主义和反封建思想斗争，贯穿鲁迅的一生。有人则认为:鲁迅说不上是社会主义或自由主义，而属于“世纪末”非理性心理学传统。在政治上，他只视共产党为同盟者，但保持了自己的世界观和独立性。这些都值得参考。受限于史学界的研究现状，我对鲁迅的认识，现在还不大清楚。仅记下几点。

① 鲁迅是被曲解和利用了的。他的一些说法在文革发展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假洋鬼子不准革命”[42]，被用来批判“刘邓反动路线”和煽动造反精神。“四条汉子”[43]和“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被用来打倒思想文化界一大批领导干部。“横眉冷对千夫指”和“打落水狗”[44]，被用来促使残酷迫害干部和知识分子。连他那段关于水浒的评论，也同毛关于水浒的“最新指示”一起，成为打击周恩来等的武器。因为这些，我曾认为，鲁迅的极左思想，也是毛的理论武器。后来才知道这是一种误会。

鲁迅被曲解有几种情况。一是时代和批判对象的迁移。如“打落水狗”等，是1926年针对反对革命和维新，甚至到官府告密“以人血染红顶子”的反动派的。40多年后，革命胜利也很久了，却被用来对一些干部和知识份子，“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二是本来并无多少恶意的批评，被上升到恶意的判决。如“四条汉子”。三是曲解原作者的本意。《阿Q正传》的本意，是借所创造的艺术典型，反映国民性中夸耀过去、自我安慰、不能正视严酷现实的弱点，表达作者对于阿Q“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和力图唤醒农民的觉悟，促使他们起来革命的愿望。也反映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从而提出了启发农民的民主主义觉悟的严重课题[45，46]。数十年后，一大批觉悟起来投身革命、在胜利后参与管理国家的农民，却成了不准革命的假洋鬼子。这是鲁迅先生做梦也不会想到的吧。四是借机影射。毛先生和一个青年议论几句《水浒传》，观点也未必正确。我就认为金圣叹和罗尔刚是对的。水浒只有70回，后30回是后来的好事者盗加的[47，48]。不用多深的功底，细心即可看出:70回后，语言和整个艺术水平都远远和前面的不相匹配。而从70回本，得不出毛的结论。但从文学评论来说，作为一家之言，毛怎么讲有他的自由。而作为“最高指示”，还拉上鲁迅作陪，假借一本小说来影射和打击主张解放干部的人，这种发明可就太卑下了。

② 鲁迅的功绩，首先在于他在五四时期高举反封建的大旗，在思想文化界起到很大的启蒙作用。这对于仍然面临着反对封建的思想、文化，真正实现开放、民主、科学的中国人民，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接着，是他所体现的人本位思想。在一个最不把人当人的极权国家里，他把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发挥到了极致[49]。他因不愿做奴隶而反抗，敢于攻击社会、独战多数。不料革命以后，受了奴隶的骗，变成“革命者”的奴隶。“左联”成立前，他与“创造社” 、“太阳社”的共产党人，发生过历时两年的“革命文学”之争。“左联”成立后，彼此已成“同志”，他又不宣而战，对当年的“革命文学”论者进行再批判。在 “左联”时期，他与党团书记周扬的关系一直很紧张。“两个口号”的论争，从组织结构的角度，也可以看作是“左联”内部的一场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集体对个人的斗争。鲁迅加入“左联”，并不包含太多的政治色彩。他是不可能加入那种有着森严纪律的党派组织的。他始终要成为“个人”，而不是什么“驯服工具”，不是那种生锈的或不生锈的“螺丝钉”。假如鲁迅活到70年代，经过历次的政治运动和文革，其命运如何？我倒希望有胆识的作家，用浪漫主义手法创作一部小说: 《鲁迅在文革中》。

③ 应当把鲁迅请下祭坛，还他一个人间的文学家的本来面目。他所留下的思想、文化遗产，应当认真开掘与发扬。任何人都不可能没有缺点。对于他的某些偏激的观点，如否定中医[50]等。就不必求全责备了。

6．为什么和德先生擦肩而过

关于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研究，无大进展。但文[23]的有关综述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文字。说“主要是因距离现实太近，历史仍在继续发展之中，且对建国前各种历史事件的评价还有待于时间的考验。加上档案史料的整理和出版还不够系统，这一领域的历史研究所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比其他课题更多、更深，争论较多的也只是一些具体的史料性问题，故暂时不可能从更宏观的历史角度去重新认识这一历史事件。”翻译成大白话就是:①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现实政治形势的变化，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也在改变。例如，西安东郊郦山上的那座亭子的命名，由捉蒋亭，而兵谏亭，复兴亭。再过几年海峡两岸统一后，可能还得改。②受限制于政治权威，目前还只是争论一些史料性问题。实质性问题的研究，还是禁区。史料工作也不能令人满意。③要重新认识这一历史事件，必须从更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其实，对复杂问题的认识，需要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微观上的条分缕析是必要的；宏观上的总体感悟更是重要的。对庐山，你横看是岭，侧看是峰[51]；远看、近看、高看、低看，感觉各不相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直升机上看就不同了，能看到全局。通史对近代史是全局，世界通史更是全局。历史的更宏观，就是胸有全局，八万里河山奔来眼底，五千年往事涌上心头。简言之，世界史高度。咱选个小问题试试。

世界各国至今出现过的政治体制中，多党制议会民主，是比较先进的制度（理由后面说）。在世界上相当普遍，二战结束后，共产党参政的现象也很普遍。但中国与民主制之间的鸿沟，为何如此难越？两者在历史上，曾数次擦肩而过。最明显的是二战结束之际。1945年中共七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就是论联合政府的。随后国共两党也达成了协议。假若联合政府成立，实行民主政体，两党共同管理国家，那会怎么样呢？穷过渡，搞一个准社会主义？不大可能。一呼百应，来个大跃进、庐山会议，导致三年经济困难，饿死 3000万人[52]，绝不可能。挥手前进，唤来十年动乱，死2000万人，整一亿人，损失八千亿[16]，也绝不可能。因为有制约机制（详见后面的论证）。二战结束后，日本和中国的经济实力差不多。中国若按这条子路发展，到现在怎么也不会比日本落后。我们还用得着低三下四向人家要贷款吗？只可惜，我们与德先生擦肩而过！那又为何八年抗战刚刚结束，却又爆发了全面内战？为何力主和平建国的民主党派，阻止不了内战的爆发？传统观点认为，责任全在国民党，已不能令人信服。恐怕需要考虑深层次的愿因。

着眼于通史，我们有的是数千年的东方专制主义的传统。历来是一国不容二王，甚至一山不容二虎的。就连李自成和张献忠起义后见面时，都要考虑何时火并。着眼于理论，别忘了国共两党，都是以俄为师建立起来的。老师的理论是无产阶级专政。用列宁的话说，就是“不与任何阶级分掌政权”。就是一党专政。再看近代，民主革命是国民党先行的。随后共产党参加，国共第一次合作，推动北伐。1927年合作破裂，随后的十年内战，遂有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后来的第二次国共合作，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国共两党，和则两利，斗则两伤。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1945 年，美国派到中国的大使赫尔利上任之前，先到莫斯科[53]，找到莫洛托夫，问他苏联到底支持中国的哪一派，蒋委员长还是共产党？莫说支持蒋。随后赫尔利见到斯大林，又向斯大林要求证实这话，斯大林说:“是的，我们支持蒋委员长！”接着还证实了莫洛托夫讲过的“中国有人自称共产党，其实不是，就是一批人没有土地，分了土地就完了”。斯大林小看中共，后来做过检讨。但他认为国民党属于革命势力，恐怕是没有错的。回顾这段历史，对于第三次国内战争，我倒更倾向于认为:那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股政治势力之间的一次火并。那为什么又非打不可呢？就是因为传统的负担太重了。不论毛先生还是蒋先生，以及他们周围的诸位。都过于迷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因而，合作是暂时的，不可能是永久的。最终的归宿只能是，不共戴天。

作为对比，回顾美国开国以后的一段历史[1]。华盛顿是一个大地主，只因为大陆会议实在没有别人可以带兵，他才成了总司令。而战争确实也是艰苦卓绝的。英军打败了，康华利投降了。华盛顿部下的将领，还有他部下的一个政治家汉密尔顿，要拥戴他为国王。华盛顿坚决拒绝。为了表示决心，他干脆离开了军队。总统他也只当了两任，第三任就拒绝参加竞选。那位主张王制的汉密尔顿，也没有杀头。他违反潮流，没有当上总统，不过成了“联邦党”的创始人。他们和主流派党对峙，成为美国后来两党制的基础。再回过头来，在我们这里看到的是:视军权如生命，和对极权的执拗追求。想过“天子瘾”，对于袁、蒋、毛，都不能单从个人品质方面看。根本问题出在传统中。由此可见对封建文化进行批判，是何等的重要与艰巨！

7．中共党史上的团团迷雾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1936年中共中央发出的电文，署名是“洛甫、毛泽东”，好生奇怪！不是“在遵义会议之后，就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吗，这种署名如何解释？难改的好奇本性，驱使我刨根儿问底儿。眼前逐渐呈现一团团的迷雾。

1935 年遵义会议，选举张闻天为党中央总书记[54]。怎么后来成了“总负责”，再后来连这个也没有了呢？到陕北后的瓦窑堡会议，是张主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件是张起草的。怎么后来就都算在毛的账上了呢？延安整风时，“张闻天、周恩来检讨最深刻，过头之处甚多，当时就令人无法理解”，为什么？张在陕北集中搞了一年的农村调查，相当深入。其成果的应用，为何不见交代？1937年的“十二月会议上”，“按照共产国际可能还有斯大林的临行交代，改组书记处，实行集体领导，不再设总书记。但仍由书记之一的张闻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来他怎么就在中央领导集体中消失了呢？毛曾说过:“张当总书记讲民主，能听大家的意见，是‘明君’”。那为什么后来他又说:“你当权不如我当权”呢？张在东北工作期间，根据调查资料总结出的五种经济成份，怎么后来就成了毛的发明了呢？还有，过去一直说，“十年内战时期，前三次反围剿，毛指挥打胜了。第四次毛虽然没有了军权，但仍有他的军事思想的影响在起作用，所以也打胜了。”可都知道毛是政委，负责军事指挥的朱德干什么去了？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役，据说也是毛指挥的。相关的作战方针，也进了毛选。总司令朱德是干什么吃的？解放前或国统区，都知道“朱毛”，可见朱德名震全国。但按建国后的说法，朱德的那些事情，却都是毛干的，等等。疑点太多，难以尽述。问题是，为什么要这样篡改历史？

延安整风的内情，一般人很难了解。所以只能从现象上看它的效果。那就是统一思想，以毛所作的报告为标准，人人检讨，把全党的思想都统一到毛的思维上来。再通过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胡乔木关于党史的书，制造了一个“一贯正确的大救星”。这种观念，笼罩一个上十亿人口的大国半个多世纪。时至今日，连研究毛后期错误的文章，也不得不声明:仍承认毛在建国前是一贯正确的[21]。但是，“救星”之说，既远离马克思主义，又违背历史事实。随着对第三次国内战争认识的更接近真实，会看得更清楚。一贯正确，也不是事实。仅举两例。一是十年内战时期的红军肃反[55]。AB团是蒋介石为夺取江西省的党权而建立的组织，只存在了三个月就解散了。但三年后，1930年5月，赣南苏区开始肃反，毛派人到江西省委和红20军抓AB团。由于冤案太多，激起富田事变。平息后，处决大批红军干部。二是延安整风后期的“抢救运动”[56]。当时的康生，是中央社会部兼情报部部长，而且担任了干部审查委员会主任。这个王明路线的拥护者和支持者，不仅没有受到丝毫的怀疑，而且竟能爬上领导运动的副手的地位，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当康生搬出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在共产党内部进行清洗的一套做法时，一场大悲剧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康生在《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中夸大敌情，认为“特务如麻”。他发动群众，大搞逼供信和假坦白。仅解放日报社系统，95%的人都被打成了特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解放后在国民党军统第二号人物唐纵的日记里，1942年记到延安抢救运动情况时却说，“可惜我们没有一个内线”。这两件事情，都不能说毛只有领导责任，他是决策者。

一贯正确，从理论上看也是荒谬的。任何人，他看问题的观点、方法，都不可能总是完全正确的。要不然，他就是掌握了“终极真理”，从而使一切科学研究成为多余。退一步讲，即使他的观点、方法是正确的，他对情况的了解，也不可能总是及时的、准确的。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掐指一算，便知过去未来之事”的神仙。所以，“一贯正确的大救星”，是人造的神。一切神都是人造的。革命、起义、夺权，需要神学也需要神。需要借助于神，来增加号召力、凝聚力和激起对理想的狂热。历代的农民起义，大都如此。这原本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实的将变成不现实的。合理的也就成为不合理的了。革命需要神学，可建设，却需要科学。全部问题就在于，“那拉走后怎样”。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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