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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泳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困境现在已越来越明显，而且摆脱这种困境的前景并不乐观。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困境在于他们智慧、思想和勇气的贫乏，更在于一种现代特殊极权制度可以根本无视中国文化中的“清流”传统。

      中国传统“士子”的来源，一般说来是依靠科举，而科举制度的实质是一个文官的选拔制度，也就是说，这个制度本身的目的是为国家选拔管理者，所以这个制度核心内容中包含了整个国家的基本价值系统，比如“仁义礼智信”一类基本的道德哲学，在科举的道路上，这些依赖稳定知识体系传播的价值系统，相对完好地承担了塑造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世界的职能，虽然儒家文化注重对现世世界稳定秩序的管制，但其文化核心价值却有超越现实功利的精神追求，比如“无恒产而有恒心唯士唯能”的判断，就是对某种精神追求的自信，这个认识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重要的精神财富，在长期的帝制时代，多数情况下，对皇权的软性制约，是由中国传统精神价值的维护者“清流”来承担的，具体完成这个责任的就是传统的“士子“。传统”士子“身上体现出的“舍生取义”传统，在相当的意义上与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是相通的，这也就是为什么1911年民国建立以后，在西方文化影响和现代教育制度下培养起来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精神世界里多数能够有相对稳定价值系统的原因，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世界的平衡，在1919年的“五四”时代，曾受到了极大冲击，但它的基本价值系统并没有被打垮，在蔡元培、胡适、鲁迅、陈独秀他们那一代人身上，传统价值系统和现代精神追求，总是平衡的时候多，他们对传统的态度，多数情况下是针对传统中负面价值的批评，对整个文化传统他们始终没有丧失信心。

中国知识分子价值系统的彻底崩溃，应当说是发生在1949年以后，特别是经历了1952年发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随后不久到来的“反右运动”，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价值系统就崩溃了，它的主要表现一是中国传统价值的被否定，二是西方现代思想影响下产生的独立精神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发生了价值错乱。因为极权体制完全由意识形态提供全部社会生活的价值和目标，所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上的独立精神，到了这个时代已经很难发生作用，除了个别独特的中国知识分子外，作为知识分子的普遍精神价值追求，他们已经没有任何保持自己价值系统的条件，只能随波逐流，苟且偷生了，这个时间大约有三十多年，基本是一个完整的代际转换时期。

1978年中国社会改革开放，但事后评价，承担这个时代责任的中国知识分子是热情有余，而知识不足，长期封闭条件下形成的知识缺陷和内心恐惧，使他们对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缺乏足够的文化自信，所以上世纪八十年代短暂启蒙被1989年事件打断后，启蒙时代收获的基本精神和价值追求，经不起物质和简单功利的诱惑，八十年代启蒙的遗产，只残留在少数知识分子的心中，对整个社会来说，启蒙时代的精神和追求，早已为社会淡忘了。面对如此的结局，我们不仅要问，启蒙的历史何以会是这样的结局？

我们先来反思八十年代中国启蒙运动中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和价值系统。

承担时代变革的知识分子，他们最终的精神指向和价值追求，受制于他们的知识结构和基本价值系统的养成。从年龄结构判断，八十年代承担启蒙责任的主要中国知识分子，基本是1930年后出生的，这个年龄的限制决定了他们的基本价值系统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形成的，而一般的知识训练也有明显的缺陷，这个时代中国的基本教育制度以苏联为模样。这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结构中普遍缺乏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系统训练，真正在知识上对他们发生作用的是当时的共产党文化加苏联文化，而这种文化的影响由知识生产而内化为信仰，最后形成了基本的价值系统。在这个知识群体中，能够彻底自觉意识知识缺陷，主动反思并清理个人价值系统的知识分子相当罕见。

时代变革中，年龄的限制是一个刚性的表现，也就是说才华和思想常常不能超越年龄的限制，特别是在中国社会长期论资排辈习惯下，这一特点决定了在整个社会中承担历史责任的资格，基本是按年资发生的，当这个群体到达可以控制部分社会资源的时候，他们的基本知识和价值开始发生作用，我们观察发现，中国社会进步中，凡能控制社会资源者，他们以往倾向于进步的价值追求基本就停止了，僵化成为一般的精神状态，对这个知识群体，我个人的评价是因知识缺陷而导致普遍的价值追求缺乏一致性，与晚清和“五四”知识群体比较起来，这个知识群体在价值的稳定性方面表现为失意时急进，而得意时僵硬，在他们身上最终发生作用的还是原来知识体系下形成的基本价值系统。

1977年秋天，中国恢复高考，教育制度逐渐常态化，恰逢改革开放和启蒙时代到来，这个历史时期成长起来的的中国知识分子，目前已到达中国社会的最高层，按照一般教育决定个人知识体系和价值系统的判断，当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成为中国社会的中坚后，社会应该按照他们早年在启蒙时代形成的基本价值方向上前行，但目前中国社会的现实对这个判断作了否定的回答，那么我们必须思考“1977级”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局限，我们要从1989年事件的后果来作一个简单分析。

任何政治或社会运动的后果，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它在客观上都会导致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参预这些活动的主要成员，在一个稳定的历史时期会成为时代变革的重要力量。在变革时代，真正的思想文化运动，常常会伴随学生运动。凡真正对社会发生影响的思想文化运动，无论这运动在当时得到何种社会评价，其主要参预者（包括精英和有此经历的人），一般应当在运动后十年左右，回到社会的主流中来，也就是说，十年左右，运动的主要参预者，要在事实上开始担负国家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学术方面的重任，这个周期的下限约在30年左右，越早越好。思想文化运动，如果不能产生这样的后果，它在事实上对社会进步的影响就可能会受到限制，从而影响社会进步。

回到主流并不意味着都从政，同时也包括那些成员思想和学术的成型。“五四运动”的主体是两部分人：教授和学生。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是教授代表，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匡互生、杨振声等是学生代表。前者主要代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者代表五四学生运动，当然这是就他们当时的主要表现而言，真实情况远比这丰富复杂。一个明显事实是，过了十年左右，教授代表自不必说了，其中学生代表，经历了西方留学的生活后，回到了中国社会的主流中来，突出的特点是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都成了大学校长（包括副校长、教务长、院长）等，罗家伦1928年出任清华校长，1927年，傅斯年主政中山大学文学院同时创办史语所，匡互生任上海立达学园校长、杨振声1930年初负责组建青岛大学并出任校长等，另外一部分人如汪敬熙、冯友兰、俞平伯、顾颉刚等人，也开始回到中国学术界的中心，更多当时并不知名的学生，多数也在十年后学有所成，成为各个社会团体的中坚力量。一种社会思潮最后形成的思想文化运动，其主要参预者的理想和实践有一个周期性的表现过程，这个过程如果在相应的周期内不发生，社会就错过了一些可能出现的变革机会。

1989年事件是上世纪八十年思想启蒙的一个直接后果，它的主要参预者是在启蒙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在中国当代变革中，1989年事件对后来产生的影响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启蒙运动的中坚力量最终以流亡和监狱为结果；二是启蒙运动的结晶成为社会的边缘性成果，体现为一种抽象认同而具体否定的现实；三是启蒙运动的中坚力量出局后造成了客观上的空缺，特别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启蒙运动中的次生力量很快上升为社会的中坚，在一定的周期后成为中国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基本力量。

1989年事件虽然是被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否定的社会运动，但主流意识形态还是采取了与对待以往政治运动参预者不同的判断态度，这个选择导致了社会精英一定程度的稳定，主流意识形态除了对当时介入较深者排斥外，对一般参预运动的成员，在政治上并没有彻底设防，部分有此经历的人在以后的社会生活中还是上升到了主流阶层，但问题也恰好发生在这里，当启蒙运动的部分精英成为社会主力的时候，社会进步的方向却并没有发生相应的改革，启蒙的后果如果在这个层面上还不发生作用，那么人们有理由怀疑八十年代启蒙的意义,如果启蒙运动的结果是以产生多数机会主义者为最后指归，那么我们就必须反思这个历史时期形成基本价值体系的社会文化制度。

中国社会近三十年来在经济上发生了极大变化，但在文化和价值系统的稳定方面还是出了相当大的问题。目前的中国，表面上，主流意识形态依然具有稳定的价值系统，但这个价值系统并没有成为社会成员内心认同的价值标准，因为表面价值与社会现实反差太大，可以判断为这个价值体系基本是依靠利益在起作用，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中国社会凡失败的政治人物，基本不认同这个价值体系，而帝制时代的政治失败者并不怀疑它的基本文化价值系统。凡稳定价值系统的形成，一定与社会现实大体平衡才可以显示其吸引力和优势，即真正按这套价值标准行事者得利，而中国现实恰好相反。就如陈寅恪所说：“综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何故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困境在于，如果保持内心价值的稳定，一般来说将处于社会边缘，很难对当代社会发生作用，由于现实利益的巨大力量，保持内心稳定价值的最好选择是脱离固有的体制约束，但这在事实上又极难做到，因为国家垄断所有社会资源，为了生存，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就是内心保存了基本价值追求的那些人），一般也只能选择敢怒不敢言的生存状态，当现代科技的发展有可能让国家机器便于控制一切社会资源的时候，那些自觉选择批判立场和保持内心价值稳定的中国知识分子，将越来越感觉痛苦和孤立无援，也就是说，在真实的社会生活层面上，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所能发挥的作用已非常有限，当国家力量根本不把“清流”和舆论作为社会生活的真实存在时，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困境也就无法解脱。

2011年2月5日于山西太原南华门东四条
本文刊于今年四月号香港《明报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