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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萨特百年:行动起来,累积起一个“时代的良心”

纪念萨特百年:行动起来,累积起一个“时代的良心”
老庞题记:萨特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哲学家,“生活本是一片虚无,全靠自己赋予生活以意义”,确实!生活,你说他没有意义,他就没有意义,你说他有意义他就意义,全靠自己的认知和行动。我目前的理解是:生活没有大意义,但是小意义还是有的。让我们这帮有相似想法的人行动起来,缓解思想的焦虑,累积起一个“时代的良心”。

作者:涂涂 原始出处: 燕赵都市报 原文标题:《萨特这个人和我们这个时代》


  萨特诞生100年了,去世也已经25年了,很多现实的问题需要解答,精神的焦虑渴望缓解。而萨特与中国的遇合,既然经历了长久的相互寻找,当然也经得起长久的相互端详。

  萨特发现了个人。“人生不是别的,乃是自我设计和自我实现的过程”;“生活本是一片虚无,全靠自己赋予生活以意义”。他还说,每个人都应该自己进行选择,且以行动来体现自己的选择。由是,以“自由的选择”和“自由的思想”为内核的“自由”学说,成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的思想资源之一。

  这其中,就包括20世纪80年代焦灼的中国人。

  面对现实的残破,以及精神世界的整体性坍塌,当时的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一代,充满了再造的焦虑,信仰?思想?创造?这些能够支撑内心的框架一派茫然,习惯了依附的人们开始思考人格的独立和个体的尊严。这个时候的萨特,为人们寻求救赎和自我救赎提供了一条通道。

  那个握着烟斗静静思考的法国人形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成为许多艺术青年以及知识分子的思想图腾和精神教父。

  ———我这样的叙述,多多少少包含了一点点的个人经验;但更多体现的,是一代人在那个底色斑驳、热情充溢的年代的集体记忆。

  记忆可以叙述,但不能够复原。现在呢?萨特这个人和我们当下这个时代,到底还有哪些撕扯不开的关联?

  一转眼已是百年身。握着烟斗的思想者,一位法兰西作家,有着同样狂热的革命激情的社会活动家,也握着烟斗渐行渐远,远得甚至很少再听到他的名字,20世纪90年代兴盛起来的电脑字库里,甚至都没有“萨特”语词的固定组合;他还能握着烟斗,重新走回我们的精神世界、重新成为这个时代的“良心”吗?

  大概还是会的。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正面临与20世纪80年代同样程度的焦虑,甚至更深更广。

  按照社会学家孙立平的描述,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断裂”的时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图景呢?快速的经济增长不能带来社会状况的自然改善,贫富差距日益悬殊,劳动就业日见艰难;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讲,不同的利益群体几乎是处于完全不同的时代发展水平。

  而且,这种“断裂”同样也是世界性的。法国社会学家图海纳认为,今天的法国,就像一场马拉松赛一样,每跑一段,都会有人掉队,即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被甩出去的人,甚至已经不再是社会结构中的底层,而是处在了社会结构之外。

  “断裂”的出现,意味着社会经济发展中拐点的出现。这实际上也是近来国家高层关注社会公平、呼吁“穷人的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撇开这些层面的努力不谈,更令人焦虑的情形是,在“断裂”的社会里,知识分子一样发生了巨大的分蘖,以“自由”为标榜,本应该成为“时代良心”的知识分子们,很多人已经不能再承担社会责任了。“自我实现”与“个人选择”不再公允,他们的声音,不是失语,就是沾染了太多的利益计较,不仅不能引导社会,甚至都不能代表多数人的利益了。

  有着这样一个令人焦虑的现实背景,作为“广场知识分子”萨特的再次进入当代人视野,并不令人感到特别意外。“过时或者不过时”的说法,不过是个假问题而已。套用一句很萨特的句式———时代让我们遭遇了萨特,同时,萨特又让我们认识到这没有多大意思。不过你又有什么办法呢?

  萨特是有担当的。在《七十岁自画像》中,萨特宣称:“每个人的处境和集体的处境是分不开的,只有在改变集体处境的同时才能改变个人的处境。”每个人都对社会、对人类承担着一份责任,人人都应该对社会上的重大问题作认真的思考与抉择,“不仅要考虑对自己负责,同时也要对人类负责。”

  二战时期,他参加国际反法西斯活动,建立知识分子抗战组织;战后,他活跃在社会的浪头之上,哪里有不公正,哪里就有他的抗议声。他抗议过政府禁止前苏联芭蕾舞团到巴黎演出,他抗议前苏联出兵匈牙利,抗议美国人入侵越南,甚至因此拒绝去美国康奈尔大学讲学。1968年巴黎学生发动“五月风暴”,萨特甚至上街宣传、参加游行、出庭作证......

  可以说,在萨特“自由”的理念中,“责任”是其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其在当代中国的价值,也毋庸置疑。

  萨特是独立的。一个很有些戏剧色彩的细节:萨特经常口袋里揣着一百万旧法郎,而当时法国的最低工资还不到十五万旧法郎!这样有些怪异的举动,在萨特看来却是立身之本。他说:“我想在眼前这个时刻完全是我是的那个样子,不依赖任何人,不需要向任何人要求任何什么,能够立即调用我的全部可能性。”

  他从来不认为自己除了说出真理的权力之外还享有别的权力,他说:“知识分子应该做团体的成员,参加团体的行动,同时要坚定地维护原则并且批评团体的行动,如果这个行动背离原则的话。”

  香港著名作家董桥在《萨特一百岁冥寿》中写道:萨特的政见频频摇摆,基本信念倒是铁硬的......那就是萨特传世的道德勇气,二次大战后的几十年里,法国人都在他醒世的感召下成长。这样具有“独立之精神”的知识分子,正是当下我们这个时代迫切需要产生的。

  萨特又是行动的。他说:“我讨厌知识分子之间讨论思想,人们总是低于自己的水平,总说一些傻话。”他也许不是最深刻的思想家,但他可能是他那个时代最有行动性的思想家。总是涌动着正义的冲动本身,使他像是现代版本的堂吉诃德。而正是这种看似不智的行动,足以缓解思想的焦虑,累积起一个“时代的良心”。

  这样的践行和担当,以其强大的思想魅力和行动力,正在越来越多地影响我们的时代和我们时代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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