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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夫:有文字而不真实记录的民族是可耻的

野夫:有文字而不真实记录的民族是可耻的

让记忆抵抗   文/野夫

1
     昆德拉曾经在小说中感叹:在黄昏的余晖下,万物皆显温柔;即便是残酷的绞刑架,也将被怀旧的光芒所照亮。
     此即谓,人类本质上是善于忘怀的动物。伤痛抑或仇恨,都容易被时光所风化;尤其当作恶者易妆登坛,化血污为油彩粉墨之后,曾经的呻吟抽泣竟可能变声为娱乐的淫浪。就像那些此刻正沉醉于某歌中的某些人,他们似乎也在怀旧,但他们已不再记得那些恐怖旋律下的人性践踏;在温饱的余年,支离破碎的青春被重新缝补成一道轻薄肤浅的抒情诗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荒诞。
      我只是这一堕落时潮中的反动者而已在狂飙盲进的岁月里逆向而行,固执纠结在洪荒之初的草莽上,乃因这个盛装的时代如此可疑,美轮美奂的华表下一切显得那么鬼祟。
      我企图返回其纪元的元点去打量这一切的来历,努力在琴箫和谐的假唱中窥探其本该知耻的原罪。曾经有学者谓中国文化是耻感文化,圣贤强调知耻近乎勇。然则当世的荣光,是连耻亦不被确认的;仿佛诸恶不曾,骨血狼藉之后一切都万劫不复了。
     于是,我深信,汉字的起点是忍辱负仇者在暗夜的刻划他们在坚硬的龟甲青简上用石刀铁笔记录深埋于心的余痛。那些卜辞爻言中暗藏了这个民族的历史和祷告,以至于信史成为我们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只有在这些痛史面前,恶霸被千古追诉而令来者警悟,善良无辜得以表彰,得以列队于苍天下昭雪沉冤。

2
      每一个人的记忆都会有个起点。就像每一幅泼墨写意的巨画,只有作者才能分辨它的始笔一样。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冬夜,我总是倦依墙角,面对着钢条密布的窗户,独自追索着自己人生的起点。某市监舍赫然坐落在闹市之中,自由人间的灯火,还能在那些玻璃窗上闪耀出恍若隔世的温暖。
      那时,家父刚刚去世,狱警带着我千里奔丧,他亲眼目睹了囚首蓬面的我,却面对着党旗覆盖下的父亲向几百吊客叩首答谢。面对众多官民,我哽咽致祭曰这里躺着我的父亲,多年前,他怀抱理想投身革命,至死保持着他那一代党人的朴素理想和本色,两袖清风地走完了他的一生。
      这样一些凡人的基本正直和高尚,在越来越成为稀有品质的今天,我相信父亲可以俯仰无愧地坦然辞别这个世界了。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是怎样去做一个有尊严的人,让我知道良知和荣誉高于一切功名利禄。
      在那一刻,我再次意识到生命是如此短暂而死神又是这样权威,一个好人并不能因为他们的好而得以长寿。大地掩埋了所有的善恶是非,父亲平静地走到了道路的尽头。在岁月长河中,所有的悲哀和创伤都会被时间抹平。如果没有记忆和历史,一切都将显得虚无。
      从那时起,我开始关注家族历史。父亲留给我们的遗嘱中说,希望将骨灰洒向面前这朝夕与共的清江,希望流水能送他归去。我知道这条江将远远地经过他旧居的门前青山,然后流向长江大海。父亲的游魂将消散于这波涛不息的水面上,如果我不为他记录的话,他的毁家灭门之痛,将从此遁入时代的黑洞在那个忘川里,一切都被漂淡了。
      于是,我开始检讨历史,我必须从被遮蔽的往事中找到一代人的苦衷。

3
      每一个十字架下都埋藏着一部长篇小说雨果这一说法,仅仅针对的是文学。事实上,文学在历史面前其实是苍白的。文学因其虚构的特征,似乎弱化了苦难的严肃性和沉重。在我们的土地上,历史,从其诞生之初,肩负的就是文史哲乃至宗教的使命。
      一个人的生与死,并非华丽的文学所能概括,其生存背景才是历史的领土。每个人都将最终消逝,无论早夭或者寿终。但是留下墓碑的永远只是少数,而一望无涯的孤坟却如遍地荆棘般刺疼我们的眼睛。更可悲的则是填沟转壑的无名之死,连骨殖都未曾开出花来。
      命运予我寒薄,而立未几则已亲长尽逝,使我得以在泪干眼枯之后,平静地检索他们隐忍平生的坎壈。我将父系和母系家族的跌宕,置于二十世纪之大背景下考察时,我惊秫地发现,一切都像在劫难逃般的宿命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卷入战争政争与党争这也几乎是中国多数世家的相似命途;家族往事之戏剧化,并不更悲于整个华族的酸辛。
      整整几代人的追求、背叛、搏杀与幻灭,都在现世的升平花腔中湮没无闻了。如果没有民间私史的刊刻流布,则无数歌泣生动的先人,仿佛从未经过斯世。而那些割头戮颈惨绝悲烈的疼痛,很容易就被正史掩盖而为来世淡忘。
      窃以为,不长记性的民族是可耻的。当海量无辜的死亡连姓名都无存之时,美与善变得毫无意义,恶行也都被提前原谅。善恶即便难以在当世分享奖惩,原则上应该被历史鉴定荣耻。否则,恶无忌惮,辄善亦不被鼓励矣。那这样的民族,又何德何能进化于世界?

4
      没有文字的民族是可怜的,如我的父系巴人土家族其历史徒余传说。有文字而不许真实记录的民族,则是可恨的,盖因它在退化人类的品质。没有文字的语言,绝对无法永久流传。不能真实纪事的文字,则丧失其造字之初令鬼神夜哭的尊严属性。语言文字是思想的物质外壳,当这种外壳被歪曲甚或阉割时,思想则必然萎缩,族性亦将愈加猥琐。
       三千年以来,华夏各族之烈烈志士,皆求以文字固化记忆,此乃为天地存心也。司马迁曰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而这一切,其根本价值原在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长歌当哭,温故知新,纪史的内在动机是要抵抗遗忘和歪曲。任何一个民族的记忆,都不仅仅是由官修正史所构成在那里,太多的秘辛被曲意掩藏和改写。我在我的阅读里发现,更为滑稽的是祖国的古史,都似乎要比当代史清晰,有无数前人的野史笔记在那里佐证。然而今天,一个家族的亲历都往往变得扑朔迷离,更不要说一个国家的编年大事纪,其中竟然充斥了无数虚构与抹杀。
      于是,我想藉由对过往亲友的命运检索,来揭示上个世纪平民生活史的一斑。任何政治史都只是虚张的宏大叙事,只有在这些具体姓名背后的遭际,才可能更多的窥见我们曾经走过的岁月本相。
      事实上,这样刻骨铭心的家史,不独吾家特具。我经常在酒肆邂逅的野老遗民口中,知悉更多系骨裂肉的惨痛。大地深雪,埋葬了太多无辜。竹帛难罄的遗事,荒芜在黄土垄上。这样的复述,于我并非艰难,只须秉承天良,便足以还原那些破碎的陶片。

5
      历史之于民族、国家的意义,实际等同于一姓子孙对家谱族书的珍重其本质乃在对父系血缘的崇仰。崇父意识是民族的集体潜意识,厘清来历的暗怀渴望驱策我们要探索、书写和研读甲卜金籀,以穷通生命的源流去向。
      作为党人一员的家父,平生兢兢,临渊履薄、守口如瓶地走完了他的一生。在他身前,我竟然基本不知其来历。他很好地与他所在的组织一起合谋,扼杀了自己的记忆;以至于我这个儿子,都无从问脉他深怀不露的苦痛。
       也许是因为他寥寥的遗言要我为祖父将那抛尸的天坑盖上我才开始去追索当年的灭门惨剧。他似乎还能想象,盖掉一个天坑是多么巨大的工程;但他未能想到的是,我开始揭开另一个历史天坑的秘密,这才是真正浩大且远未竣工的作业。拙著《地主之殇》便是我对父系历史的勘察,在那里我发现了当年几百万生灵莫名涂炭的枯骨。
       偏远乡村一个农夫之家的悲欢,在亚细亚从来对应着京畿某个独夫的喜怒。个体的生活史自古便是国家叙事不可或缺的构件,虽谓以蠡测海,却也足见其沧桑咸腥。无论史学意义,抑或社会学价值,皆不输于那些假言涂鸦的鸿篇巨制。

6
      人生之短相对历史之长,无法不令人顿生虚无。在漫长的史前和史后,个体的生死际遇实在显得微不足道。然而人类何以要如此在意历史呢?
      如果世界真是无神的,生命则是一趟有去无回的单程旅行。人类潜意识里畏惧的并非身体的死亡,而是对恍惚没有来过此世充满了隐忧。于是,我们有了史官文化以及对历史的拜祭因为历史的存在,才可能让过往的生灵,复活在人类的共同记忆里。
      就像我祖父的横死,曾经的暴尸也不足以令苍天开眼,是我的私人叙述才让他的死找到了意义他被用来证明恶世的传说并非虚拟,用于警醒来者不要让恶重复。也因此,他卑微的生命才在帝王将相的起居注之外,走进了自己真正的永恒。
我的写作本质上传承的正是中国民间修史的伟大传统,是历朝历代那些冒着株连九族的风险,在枭首流放的长路上排队仍不肯掷笔的先烈们,遗传了我们以史证伪的渴望和冲动。
     想想当年那些夜雨孤灯下的荒江野老,斧钺相加而无畏,笔削春秋而令乱臣贼子惧,这才是这个民族真正可歌可泣的品质。尽管这一品质也在寒酷的现代,在血液里稀释;但是它依旧还能在苍凉乱云的天空,耀如星灯般召唤代复一代的苦吟血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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